对于参与市场经济的所有微观主体都应该“中性”：国企能得到的资源，同样条件的民企也能得到；民企能干的事，同样条件的国企也能干；既不在外部资源上薄待民企，也不在内部机制上捆死国企

中央要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用足用好澳门自由港的有利因素”，但澳门现状却是“‘自由港’无港口”，建议借鉴澳门大学模式，在高栏港规划建设“澳门新港”

目前已经具备对人口及相关信息实时采集、精准统计、完善决策的技术条件和数据基础，“入户普查”这一传统方式应被逐步替代

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中对个人信息的界定标准，本文提出了一种更加明确、更易操作、并在数据处理之前就可以判定的方法“去身份化”

无论是为了保证企业和地区（城市）之间在“研发投入强度”含义、体系上的自洽，还是为了保证不同企业之间的可比性，以及考虑工作量和可操作性，都应该尽快把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指标的分母从“营业收入”改为“增加值”，并相应适当提高考核、评价的标准值

为了保证评价、考核、资源投入的可比、公正，建议尽快把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指标的分母改为“增加值”。“增加值”指标还可以用来衡量企业的整体发展质量和整体社会价值

与垄断相关的“资本无序扩张”，无论是“对平台和市场规模的滥用”，还是“利用资本规模不当占用资源”，抑或“财富无序的过度集中”，都是对市场规则的无视、对竞争机制的破坏。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只能通过有效监管下的市场机制，通过法治保障下的公平竞争，而不是其他

商业一类国企处于充分竞争领域，取消各种限制，回归企业本色，提高企业效率，是国企改革的逻辑结果和当务之急

“反复出现”一词，在评价惠民工作、体恤群众疾苦时当是首次出现，应该高度重视、深入分析、全力改进

社会秩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应该是社会成员的活力。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秩序本身的“权威”、秩序制定者或实施者的诉求和利益，都不应该是衡量的指标

既然有着“国企”“民企”的分类，产权保护、市场监管、资源配置等的优先级就会“惯性难免”，“分类施策”“看人下菜”是逻辑结果。因此，应该按照中央倡导的“竞争中性”的理念，逐步淡化、消除市场竞争领域的企业的所有制分类

《民法典》从法律上消除了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必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历史上的里程碑

如果说国企改革初期的国有资产是某种意义上的“唐僧肉”，现在则已成为人所共知的“高压线”。对国有资产监管和保护的高压态势，也在客观上带来了一些副作用

调研、汇报中的弄虚作假，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突出表现，基层苦此久矣，群众恨此久矣！刹住这股不正之风、让考察调研回归本色是党心、民心所向，完全可以成为反对、纠正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一个突破口

“营改增”之后，科技型企业的税负普遍不降反增。应完善科技型企业增值税“进项抵扣”规则，落实对企业“四技”收入的增值税优惠政策，消除股票期权税收相关规定的自相矛盾

应高度重视产权保护中的“非制度性”因素，清理和排查个别地方和部门不符合中央要求的言行，把形形色色的“乱心丹”、“伤心片”扫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