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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政府”是经济的稳定力量吗?

2007年12月29日 16:53 来源于 caijing
政府越富有,市场的风险可能反而会越集中,宏观经济出现宽幅波动的可能性就越大

  即将过去的2007年是过去十年来经济发展最快的一年。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在长达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之后,仍然能够支持高达两位数的增长,出乎很多人的预料,这样的增长故事可能并未结束。
  然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里,经济增长正经历着次级债风暴,2008年的经济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始终是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特别是猪年的猪肉涨价风波,预示着未来考验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很可能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

政府成宏观经济“避雷针”
  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不时面临“过冷”或“过热”的挑战,假如存在着一个宏观经济的避险市场,能够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避险工具必定是政府和投资者的最爱。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席勒先生曾经预见到美国股市的“非理性繁荣”,他在2003年访华时提出了很多通过金融创新方式进行风险管理的前沿性设想。其中,两个设想与宏观经济风险密切相关:一是创设以一个国家GDP为标的进行交易的国际宏观市场,不同国家的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风险对冲操作;二是设立有关国家风险管理的国际协议,使得主要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通过风险互换的方式共担风险。
  可惜席勒教授所提出的市场还不存在。事实上,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为中国宏观经济提供“保险”的主要避险工具,是宏观经济的“避雷针”。每到中国经济出现或“冷”或“热”症状的时候,政府调动着各种资源,力图实现经济的稳定。
  从目前政府的政策来看,防止经济过热和防止全面通胀已成2008年政府工作的重点。次级债危机导致的美国经济可能放缓和国内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带来的风险,也是政府进行宏观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
  此外,政府还对企业和个人的微观决策加以干预。例如,中国的商业银行有很强的放款冲动,但担心信贷风险的常常不是银行管理层或其股东,而是政府监管部门;中国的家庭愿意投资购买多套商品房而往往不担心房价下跌的风险,政府出台政策限制家庭对两套以上住房的投资,等等。究其主要原因,企业和个人的决策所造成的宏观经济风险最终由政府概括承受,政府充当了“最后责任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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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明高

现任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曾任莫尼塔董事长、财新智库董事总经理。沈明高先生还曾任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研究主管、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他曾于2005-2008年任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经济与市场研究部总监。2002-2005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任副教授。2000-2002年,在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做博士后研究。1988-1994年,曾分别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政策研究工作。他于2001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1995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政策硕士。1988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经济学硕士,1985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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