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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监管机构必须适应改变中的世界

2011年10月28日 11:51 来源于 财新网
至少把位于巴塞尔的一些委员会迁址到亚洲;或者把世界银行和IMF搬离美国

    【财新网】(专栏作家 尼古拉斯·维纶)2008年和2009年举办的首届G20峰会致力于整顿全球金融监管、赋予国际金融机构权力和应对经济衰退。从那时起,上述目标进展一直不平坦,重点也发生转移。

   下一届在戛纳举办的峰会将集中讨论欧洲混沌的政策:金融监管不过就是马后炮。但是,如果全球金融系统整合的远景持续下去,全球仍然需要一个正常运作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并且抛开该远景,经济成本将非常高。这次危机证明了不受监管或者监管不善的金融活动的危险性。不同区域的协调不会自发地发生,并且金融政策的技术性要求成立专门的机构。

   这就是为什么全球金融机构如此重要。这里面包括金融稳定委员会(FSB),这是一个伞式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十个不附属于国家和地区的FSB成员组织。后者包括位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以及BIS主办的四个机构,分别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国际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和国际保险监管协会;此外,FSB成员组织还包括位于伦敦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OSCO)、马德里的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IOSCO)、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

   它们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未来可能需要其他的国际组织来应对特定的全球金融挑战。但是,更直接的挑战是,上述11个机构是否跟得上全球金融地理的变化。这些机构都是20世纪创立的,当时欧洲和美国占主导地位(有一段短暂的时间,日本也占主导地位)。

   我们现在处于不同的金融世界。根据金融时报全球500强排名,现在新兴市场大型上市公司总市值比重超过了欧洲。全球市值最大的五个银行,有三个是中资银行,其中两个是前两名。香港和新加坡在金融中心的排名越来越接近伦敦和纽约。本轮危机加速了这种转变,因为西方国家陷入长期的去杠杆和低增长,而新兴经济持续追赶上来。在一个不明显的水平,金融发展的西方模式失去了优越性光环。

   新形势使得全球金融的现实和希望监管它的机构之间产生了矛盾。的确,大多数机构已经扩展了会员范围,把大的新兴经济包括进来。但是,只有一个机构的首席执行官来自新兴世界(OECD秘书长古里亚,墨西哥人)。在七家设有永久的非执行主席的机构中,都是由西方人来担任主席职务。这些机构都位于欧洲或者美国,使得非西方人士参加会议,甚至电话会议变得更加困难。

   正如斯特劳斯-卡恩的继任者说明的那样,新兴国家不愿意抓住主动促进这种再调整。但是时间站在它们那边。西方人应该承认,单方面放弃一些职位是他们开明的自利,而不是谨慎地声明自己的义务权力。这需要他们心理经历巨大的改变,特别是欧洲人,他们在这个体系中的代表性比起美国人被过度强调了;还有美国人,他们还经常觉得有权站在世界事务的中心。

   具体的变化可能包括位于巴塞尔的一些委员会迁址到亚洲,例如FSB,以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 Foundation),它主办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这在逻辑上很容易完成。

   一个更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应该把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搬离美国。至少在一个过渡时期,非西方的候选人应该优先成为全球金融监管机构的秘书长或主席。当然,最近IMF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任主席——法国的拉加德以及瑞典的英韦斯(Stefan Ingves)都非常胜任。但是其他地方也有很多人才。下一个重要的任命应该归属非西方人,比如几个月后FSB新主席,未来几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新受托人主席,以及2012年世界银行新行长。

   即便如此,全球金融监管机构并不一定取得成功。但是没有这些大手笔的再平衡,它们肯定会褪色,变得无关紧要,即使现在世界比以往都更需要它们。■

   尼古拉斯·维纶(Nicolas Véron)是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智库布勒哲尔(Bruegel)的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访问学者

责任编辑:李增新 | 版面编辑:赵军

尼古拉斯·维纶

尼古拉斯·维纶(Nicolas Véron)是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智库布勒哲尔(Bruegel)的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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