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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二孩”正当其时还是姗姗来迟

2015年10月31日 00:36 来源于 财新网
“普遍二孩”政策实施后必须努力改变“单独二孩”政策实施至今所出现的配套政策改革滞后的局面

  陈友华|文

  紫金传媒智库首席人口学家,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一、引言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标志着1980年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两年时间后,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普遍二孩”政策决定背后的考量是什么?“普遍二孩”政策实施从时机的把握上究竟是正当其时还是姗姗来迟?“普遍二孩”政策将对中国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普遍二孩”政策能扭转中国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吗?等等,所有诸如此类的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二、当前的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形势

  (一)人口形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以及这种过快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一直是中国人口问题关注的焦点。但自1973年全面开展计划生育以来,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早已得到有效的遏制,自1992年以来,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妇女生育率进入低水平后并没有稳定下来,而是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目前已不足1.5,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低生育率意味着人口内部已隐藏着负增长的潜能,而这种潜能正在加速集聚,2025年后将加速释放。届时,历时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人口负增长将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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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单独二孩”政策遇冷及其启示

  受机构改革影响,全国各地党政领导对计划生育的重视程度普遍下降,计划生育工作力度明显减弱,相关部门责任落实不到位,基层计生队伍不稳等。在此背景下,2014年全国各地又陆续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然而却普遍“遇冷”。2013年与2014年,全国出生人数并未出现明显回升。这充分表明,无论是生育政策的约束力、还是计划生育的影响力都已经式微,群众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少生优生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这是计划生育的成就,更是中国面临的最大人口问题。“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是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实验,“单独二孩”政策遇冷,为加快普遍二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足够的经验支持,也打消了人们对“普遍二孩”政策实施后可能出现的较为严重的出生堆积的种种担忧。

  (三)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巨大

  可以从需求(消费)与供给两个不同的视角研究与分析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短期看需求,长期靠供给。一国或一地的GDP由劳动、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GDP=劳动×投资×全要素生产率)三者决定。

  “劳动=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平均劳动时间”。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转呈加速减少之势,伴随着教育的扩张等,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逐渐延后,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而现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80后与90后,其受教育程度、思想观念、劳动热情、家庭负担与对生活品质的要求等与其父辈已有根本性的不同,每个人的平均有效劳动时间明显缩短,致使有效劳动投入快速减少,并大大快于同期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速度。

  “投资=投资数量×投资效率”。在中国,投资数量经历了一个急剧膨胀的过程,投资的高速增长难以持续,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投资效率急剧下降。

  而全要素生产率短期内很难有明显提高,而中国在经历快速的少子老龄化的同时,劳动力内部结构老化也异常显著,致使劳动力的活力与创新能力下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由此可见,中国目前面临“低生育率陷阱”、“老龄化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三陷阱”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是进入中高速增长的经济新常态?还是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可能更多是后者。

  综上所述,数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也早已改变。在人口过快增长问题早已得到有效解决的同时,人口结构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体现在持续(超)低生育率下的少子老龄化深度不断加深、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劳动力短缺及其相关问题,而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等独生子女政策的负效应也开始加速显现。计划生育政策的加速调整、计划生育机构改革与转型发展乃大势所趋。

  三、普遍二孩:正当其时还是姗姗来迟?

  短期内妇女的生育率可以偏离更替生育水平较多(生育率显著高于或低于更替生育水平),但生育率长期偏离更替生育水平较多,最终将导致人类自身的消亡。因此,从长期来看,妇女生育率应该维持在更替生育水平附近,这既是人类自身延续与均衡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条件,更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条件。

  中国妇女生育率在1992年首次下降至更替生育水平以下,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并与更替生育水平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目前中国妇女的生育率只有1.4左右,只及更替生育水平的三分之二左右。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前后抵达峰值,随后将加速减少。一国的人口数量是构成综合国力的基础。伴随着人口的减少与在世界人口总量中的份额的快速下降,曾经与目前均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不仅不可避免的出现小国化趋势,更为严重的是将加速中国的消亡。

  中国人口发展形势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社会政策的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生育政策也应该与时俱进地根据人口与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适时地做出必要的调整。从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量,自1992年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至更替生育水平以下后,中国就应该着手调整生育政策。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中国的生育政策在过去的岁月里“任凭风浪起,我自巍然不动”,而迟迟不对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形势作出适时的回应。直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才做出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决定,即允许“单独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绝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正当其时”,而是“姗姗来迟”。“普遍二孩”是“单独二孩”后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排除各种影响与干扰(杂音),而做出的又一个正确的决策。

  四、生育政策调整的功效

  在持续20多年低生育率形态下,“普遍二孩”政策的实施,具有如下社会功效:

  首先,有助于出生人口与生育率的适度回升。短期来看,有利于增加市场需求,给低迷的中国经济注入一股新的活力,从而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复苏。长期看,有利于遏制中国人口结构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增加未来劳动力的供给,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避免因独生子女等所带来的很多人为建构的风险,有利于家庭、学校与社会对孩子的教育,增强微观层面的家庭抗风险能力与家庭发展能力,以及宏观层面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其次,赢得百姓支持。以往百姓对计划生育政策多颇有微词,“普遍二孩”政策的施行,使得每对夫妇拥有了合法生育两个孩子的权利,从而缩小了生育政策要求与群众生育意愿之间的差距,减少了计划生育的对立面,赢得了更多的群众对计划生育的理解与支持,降低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有利于重树计划生育队伍的形象,改善党群干群关系。

  第三,计划生育不仅牵涉到出生人口的数量控制,更是一个关乎人的基本的生育权利能否得到基本的尊重与保护的问题。“普遍二孩”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把本属于基本人权范畴的“生育权”逐步归还给公民,扩大了群众生育数量上的自由选择的空间,从而有助于“以人为本、还权于民”、促进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也有利于家庭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民众的生活幸福。

  五、“普遍二孩”政策实施所引发的对公共服务压力的担忧与消解担忧与消解

  (一)基本公共服务的压力是否会陡增?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行,高龄产妇有所增加,对这部分群体的优生优育、生殖健康方面的计划生育公共服务增多。但由于:一是目标人群不是特别大;二是从“单独夫妇”想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意愿很低推演,中国目前积存的“一孩”夫妇生育二孩的热情也一定较低。因此,因“普遍二孩”政策实行而新增的生育节育服务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压力不大。同时由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经验,与全国各地对普遍二孩政策的预期与事先的准备,应该能应对自如,一般不会出现意外情况。

  (二)公共服务供给能否满足民众的需求?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政府可动用的资源与能力大大增强。1963年中国出生了2960万人,在当时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也艰难地挺过来了。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支撑能力远非20世纪60-70年代可比,虽然今天民众的要求与以往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支撑出生堆积的能力大大增强,中国完全有能力满足“普遍二孩”政策实施后因出生人数增多而增加的对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需求。

  (三)部分地区公共服务压力大与“普遍二孩”政策的关系如何?

  大城市人口出生率普遍较低,但大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压力普遍较大确是不争的事实。出现上述情况,主要不是因生育政策调整导致出生人数增加所带来的,而是如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大量人口流入大城市,导致大城市人口数量膨胀较快。(2)公共资源的非均等配置,民众对优质公共资源的争夺。如教育的锦标化导致各种层级的校所提供的教育质量差异极大,名校因此而诞生,民众对教育资源的争夺,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引发学区房价高企。大家集中到三甲医院看病与生孩子等。资源总是稀缺的,如果公共资源的差别化配置不加以改变,目前大城市面临的公共服务压力很难有缓解的可能。

  六、中国低生育率机制的形成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社会的广泛变迁,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加速降临,以往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生育率下降与低生育率形成机制,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的变化,一些不同于以往工业社会的新因素已经成为新时期低生育率的主导型力量,并与工业社会的生育率下降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新时期低生育率的形成机制,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迈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甚至因此而陷入低生育率的陷阱。

  (一)观念

  1、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的根本性转变

  伴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人们的受教育程度迅速提高,而全球化与网络社会的来临,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文化冲破以往时空的限制,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急剧衰微,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加速转变。当今中国,育龄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究竟是生育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方面,多育已经成为越来越少的人的意愿与行为,少生、优育、甚至不生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

  以往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总结可能出现某种偏差。例如,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兼收并蓄。似乎外来文化很容易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实际上,兼收并蓄的另一层含义是中国文化缺少必要的刚性(伊斯兰文化就具有某种刚性,很难被外来文化所影响,更难同化),比较容易被其他文化所同化。因此,现在流传至今的中国文化与历史相比,即便不是面目全非,也是相差极大。

  同样,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传统生育文化,我们以往对此的理解与认识也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传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生存环境恶劣,人口死亡率很高,此时如果没有高的出生率与之抗衡,人类社会早就消亡了。因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思想与文化,其宗旨就在于鼓励人们多生,致使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但延续至今。

  任何社会都必须对因年老而失去谋生能力之人做出制度性养老安排。否则,年老对老年人而言不仅意味着人间地狱,对于其他年龄组的人而言,也意味着没有未来,自然会因此而陷入对未来的恐惧之中,社会也会因此而失序。限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养老责任被限定由家庭与子女来承担,在中国主要是由儿子来承担,在家庭与子女无法承担养老的责任时,政府与社会提供必要的社会救助。而要求家庭与子女、特别是儿子来承担养老责任,首先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子女、在中国是一定数量的儿子。为了使家庭与子女、特别是儿子承担起养老的责任,创造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与“养儿防老”等思想,其目的就是想从思想观念上对人们进行必要的规训,使之成为内化于人们内心的思想,并贯穿于行动之中,从而使得“养儿防老”不仅在制度上得以确立,也使得通过鼓励多生、特别是男孩而构建起必要的物质基础。传统社会的养老问题在“养老防老”制度性安排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规训下得以较好地解决。

  然而,进入现代社会,特别是计划生育时期,我们把“养老防老”、“传宗接代”等作为陈旧落后思想与文化加以批判。实际上,如果没有“传宗接代”,人类不可能延续至今;如果没有“养儿防老”,年老以后的养老就成为无源之水与无本之木。实际上,人类社会至今也没有改变“养儿防老”的本质。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制度就是建立在“养儿防老”基础之上的,只不过以往的养老更多被限定在家庭内部,直接表现为父母养育子女与子女赡养父母,代际之间出现的是“哺育”与“赡养”的偿还或者交换关系。而在进入现代社会,在建立起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之时,养老主要由家庭转移到社会,具体表现为父母一代共同哺育子女一代,子女一代共同赡养父母一代,代际之间的“哺育”与“赡养”关系并不因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而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而只是其形成表现得没有传统社会那么直观而已。

  2、管生不管养文化的形成

  在中国的城乡早已形成了一种新型哺育方式:“父母管生”与“祖辈管养”,分工明确。现在养育孩子已大不同于以往:一是责任重大,二是孩子异常娇贵,三是孩子养育异常艰难,特别是比以往艰难得多。祖辈多在欢天喜地中迎来孙辈的诞生,虽然他们也曾经历过为人父母的艰辛,但今日孩子养育之艰辛是多数祖辈始料不及的。在经历了第一个孙辈养育艰辛之后,部分祖辈、特别是城市祖辈再也不愿意“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再者,祖辈们也有自己的生活追求,不想因为养育孙辈而牺牲太多。于是,部分年轻夫妇再生育时面临两难选择:既管生又管养与不再生育。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部分夫妇做出了艰难抉择:不再生育。事业发展成为其很好的“借口”,而社会保险为其解除了“虚幻”的养老的“后顾之忧”,增加了其少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的底气。诸不知,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运营以人口可持续发展为基础,而人口可持续又以人类生育率维持在更替水平附近为基础,持续低生育率情形下是难以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保险制度的。

  隔代养育文化的出现,既与中国传统的代际关系与代际责任有关。在中国,亲子之间的责任既含糊不清,又似乎是责任无限。又与当下中国妇女的高就业率与高竞争压力紧密相连。还与当下的祖父母年轻时工作繁忙,经济困难,照顾子女较少,因而补偿心理在其中起作用,觉得对儿女的亏欠通过对孙子女的养育加以补偿。更与“互惠互利”的交换关系有关。父母帮助子女看护孙子女,以换取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权利。这类似于市场中的交换关系,只是这种交换不是即期的,而是延期的。因此,在中国,父母帮助子女照看孙辈在大多数子女与父母本人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此外,每个人都有理想,一旦理想不能实现时,便出现“移情别恋”,将理想转移到子女、甚至孙子女身上。因此,子女或者孙子女身上往往寄托了父辈或祖父辈的殷切希望,因而才有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3、文化禁忌的阙如与人口流引产的盛行

  中国文化中缺少类似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对生命与生育等的文化禁忌。于是,中国历史上的溺弃婴与现代的人口流引产由于缺少文化上的禁忌而广为流传。特别是中国在推行人工流引产方面几乎没有遭遇文化与习惯上的任何阻拦,在计划生育环境下,甚至还出现了违背当事人意愿的强制性人口流引产现象的出现。在一个有着较强烈的歧视性性别偏好的国度,人工流引产的合法化、特别是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的增加,使得孩子性别偏好得到很多满足情形下,降低了对再生育的愿望,并导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

  (二)生育

  1、婚姻稳定性下降

  以往中国的婚姻是一个高稳定、低质量的国度,然而这一传统在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就出现了某些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婚姻的稳定性急剧下降,离婚率呈现出持续攀升的态势。一旦离婚后,孩子的抚养对离婚当事人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这在缺少制度性支持的中国社会,情况更为严峻。婚姻稳定性的下降,使得人们在生育之前考虑更多也更为慎重,等待观望时间更多,待婚姻关系比较稳固后再生育,而现代避孕节育技术的普及使得性与生育实现分离成为可能。这也对生育率的下降起到某种促进作用。

  2、避孕节育技术的普及

  避孕节育技术的普及,实现了性与生育的分离,人们可以尽情地享受性所带来的快乐,但不要承担性快乐所带来的责任甚至是负担。要性不要生育成为当下普遍的社会生态。现在的婚外情等如此之多,与避孕节育技术的普及有很大的关系。因此,避孕节育对人类而言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正负功能互现。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其正负功能及其大小可能是很不一样的。

  人类有两大基本的需求——吃饭与性——是很难阻止的。但以往性与生育常常联系在一起。人类在本性驱动下维持了与死亡率相抗衡的生育率的实现,从而使得人类繁衍延续至今。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人类对生育行为的干预与避孕节育技术的迅速普及的结果,如果缺少与之相抗衡的力量,长期以往,自然会会加速人类自身的消亡。

  3、教育的扩张与生育年龄的推迟

  教育扩张导致的结果:一是权利意识与独立意识的觉醒;二是走出家门,走进社会,女性就业率大幅度上升,结果是事业与家庭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增加;三是受教育时间的延长,使得结婚与生育的年龄不断推后。所有这些都促使生育率的下降。

  4、生育年龄推迟使生育能力下降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不仅人们的结婚年龄逐渐推迟,其生育年龄也大大推迟,不仅降低了生育的可能性,甚至错过了生育的最佳时机,而且还缩短了生育期。此外,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生活与工作压力增大等,使得人们的生殖力下降,不孕率持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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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破腹产增多与再生育力下降

  在中国,选择破腹生子的妇女越来越多。受众多因素的影响,破腹产子的妇女再育的可能性下降。

  (三)养育

  1、生育成本的大幅度上升

  生育,不仅意味着生命的诞生与生命的延续,对国家、社会、家庭及其父母而言,更意味着养育的开始。由于生活成本、医疗成本、教育成本的急剧增加,使得孩子的私人(家庭)抚养成本急剧增加(奶粉贵、看病贵、入托贵、择校贵、买房贵等),超过甚至远远超过同期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的幅度,以至于“子女教育”与“住房”、“医疗”一起成为压在城乡居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

  一方面,中国人太爱自己的孩子,甚至到了溺爱的程度,希望什么都要给孩子最好的,尽其所能给孩子创造最好的学习与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父母普遍具有孟母般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情怀,特别崇尚子女教育。第三,私人生育与养育成本急剧增加。在资源受限情况下,出生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着竞争性关系,迫使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在生育问题上采取“以质量换数量”策略,生育更少的孩子,但希望把孩子培养好。

  生育二孩,意味着生活成本、教育成本、住房成本、医疗成本都会相应地增加。目前,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可能性要大于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歧视性)性别偏好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主要还是由于子女性别不同,其父辈经济压力不同所致。相对于女孩父母而言,男孩父母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因为对父母而言,只需要把女孩养育好,今后能找一个好婆家将其嫁出去就行,至于财产,多则多给,少则少给,无则不给。而对于男孩父母而言,不仅需要把男孩养育好,更要在男孩长大后,除了给其买房或建房外,还要积攒一笔不菲的迎娶儿媳的钱,甚至还要帮助照顾抚养孙辈。因而,更多的男孩夫妇在沉重的经济负担面前,即便符合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要求,部分也会望而却步,在经济压力面前知难而退。相比较而言,女孩父母则不同,第二个孩子如果再生育一个女孩,尽管经济压力也因此增大,但也不至于难以承受,即便第二个孩子生育的是男孩,相对于两个男孩家庭而言,“一男一女”家庭不仅经济压力相对要小很多,而且“一男一女”组成一个“好”字,也满足了很多夫妇“儿女双全”的愿望。

  2、哺育与反哺间隔太长

  尽管哺育孩子能带来许多快乐,但更多是艰辛,而“反哺”则是预期的与不确定的。在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现在的人都变成非常实际,而且越来越实际,活在当下,贪图眼前的享受,而很少考虑未来与长远,更不愿意为了未来的目标而主动承担今天的责任。因此,普通民众往往是短视的。正如索维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当膝盖感觉疼痛的时候,我们才能想起膝盖的存在”。因此,古人云:“不见棺材不掉泪”。但时代不同了,现在的人,即便见了棺材也未必会掉泪。例如,希腊危机的根源就是“少子老龄化”与高福利。但即便危机已经出现,希腊人还是不愿意多生孩子与降低福利,结果是靠借钱度日。这种状况不可能持续。

  3、孩子管教难

  现在的孩子管教越来越难,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现在多是独生子女,或者少子女,我们以往的教育经验与教育方法多是针对多子女的,独生子女教育难可能是不可消解的难题,古人说“独木难烧,独子难教”。二是现在处在一个急剧变迁的社会,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变”,这也给教育增加了很多新的难题。三是移动互联网社会,攀比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攀比之风盛行,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普遍的社会心态。四是中华民族普遍重视教育,受孟母的影响特别严重。这在华人社会中是一个普遍的社会想象。五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知识的能力与便捷程度大大提升,使得如今的孩子的知识面与来源渠道大大扩张,对某些新知识,孩子与父母实际上已经处在同时学习阶段,家长与老师因此会面临孩子教育方面的更多问题、更多知识的挑战,传统意义上的家长与老师的权威也在不断地被解构。

  (四)就业与社会保障

  1、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使得个体的生育与养老实现了分离,使得养老可以不依靠自己的子女与家庭成为可能,再加之认识与宣传上的误导,从而使得人们坚信养老可以不依靠子女,而是依靠社会。诸不知,社会就是由你我他组成的,社会也是有你我他支撑的,而社会的未来就是由大家生育的孩子所支撑的。当大家生育的孩子越少,未来创造财富的人也越少,社会支撑力也就越弱。当生育的孩子太少时,一方面孩子未来的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孩子太少是无法支撑起养老的这片蓝天的。

  中国目前形成的另一个共识是希望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这种愿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变成现实?或者说社会保障本身在什么情况下与在多大程度上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社会保障制度能担当起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救命稻草的使命吗?为此,我们必须搞清楚至少如下三个问题:

  首先,必须搞清楚社会保障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制度安排?社会保障实际上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机制,要解决的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问题,保障公民的生存权是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初衷。社会保障本身并不直接创造财富(但是适度的社会保障可以为经济增长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而间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因此,适度的社会保障本身也具有生产性),通俗地说社会保障本身变不出钱来,无论何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其所需资金都是由劳动者创造的。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战以后普遍建立起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但最终结果又如何呢?事实上,并不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人口老龄化问题就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事实上,这些国家目前正普遍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越来越大,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甚至陷入破产的境地。例如,养老金支付一直是英国最大的社会保障支出项目,近年来养老金支付一直占到公共支出总额的40%左右,占GDP的10%,每年养老金缺口达570亿英镑,资金压力巨大(汪建强,2007)。由此可见,即便以往建立起来的健全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由于缺少了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条件,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今天,也未能较好地解决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及其相关问题。

  第三,发达国家原先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最初是建立在增长型人口年龄结构基础之上的。当人口结构出现严重老化时,原先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难以为继。在生育率持续走低,并逐渐形成一个倒金字塔型人口年龄结构,使得缴纳社会保险金的人相对来说越来越少,而领取社会保险金的人相对来说越来越多,从而导致社会保险基金逐渐枯竭、甚至出现严重的亏空。这表明:社会保险基金的可持续筹集与可持续使用一定要建立在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而维持一个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条件。在持续(超)低生育率与倒金字塔型人口年龄结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起健全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如此看来,即便中国现在建立起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但持续(超)低生育率与倒金字塔型人口年龄结构本身也注定了无论何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都将难以为继。如此可见,独生子女政策本身不仅加速了中国家庭养老功能的急剧弱化,而且使得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注定在中国不可能建立起来。

  西方国家的少子老龄化与高福利,使得没有足够的年轻人来维持社会福利。在此情况下,西方人既不愿意生育更多的孩子,也不愿意消减福利,结果一是负债消费与把太多的债务留给子孙,未来根本没有足够的子女来替父辈偿还;二是引进移民。而欧洲引进的多是穆斯林。结果导致了文化的冲突与欧洲的穆斯林化及欧洲基督教文明的衰落。

  2、妇女就业率提高与制度性支持不足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就业率就逐渐上升,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妇女因此而面临更多的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而在此时,中国又缺少制度性支持,例如,国家对早教与学前教育缺少完整的制度性安排,致使职业夫妇更可能面临孩子无人看管的难题。即便是到了学龄阶段,学校的时间安排多也仅仅考虑到学校与老师的利益,而很少考虑到家长与社会的利益。例如,小学三点钟就放学,放学后孩子究竟能去哪里,成为众多父母的心头之忧。再者,生育,意味着女性职业生涯的暂时或永久性中断,妇女生育机会成本的大大增加,也迫使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做出了少生甚至不生的决定。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如此之快,与妇女就业率的上升不无关系。中国女性就业率较西方国家女性就业率高,也是导致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较快的原因之一。海外华人妇女的生育率处在相对更低的位置,与华人妇女的就业率相对较高有关。

  七、中国的人口发展趋势是否会因普遍二孩的实施而改变?

  相对于其他社会经济变量,人口变量具有如下显著特点:一是人口是一个慢变量,政策环境的改变对其短期的影响是微小的。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寄希望于“普遍二孩”政策的实施而“药到病除”。二是人口具有累积特点。长期的日积月累,其人口内部会集聚某种势能,当这种势能集聚到一定时候,会徐徐释放。因此,人口惯性是人口区别于其他社会经济变量的一大显著特点,人口发展趋势一旦形成,至少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逆转的。三是人口问题的产生与后果的呈现中间有一个时间差。例如,出生性别比例失衡与后果呈现之间有数十年的时间差。四是人口问题一旦产生,基本上无解。今日之人口问题,来自于昨日的解决方案,这也就是说今日之人口问题部分是被昨日解决方案所建构起来的。例如,今日中国劳动力短缺是以往出生人口急剧下降与经济快速增长对劳动力需求增加的必然结果。同样,今天的生育政策调整,并不能解决当下中国业已出现的人口问题,而是力图避免未来出现更多更为严重的人口问题。

  长期的过于严苛的计划生育、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施行,在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也使得中国目前面临严重的人口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少子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与出生人口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中国的低生育率机制不仅早已形成,而且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还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目前实际上已经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而短时间内难以自拔。“普遍二孩”政策的实施,虽然会在短时间内促使出生人数的增加与生育率的回升,从而有助于减缓少子老龄化前进的步伐、增加未来劳动力供给、提高家庭抗风险能力,但是中国人口发展的趋势不会因为“普遍二孩”政策的实施而得以逆转。由此可见,现在的生育政策调整本身就具有亡羊补牢的性质。

  八、“普遍二孩”之后的期许?

  鉴于目前的生育率情势与人们的思想状况,中国实际上早已到了废除限制性生育政策,采取鼓励性生育政策的时候了。但长期的过于严苛的计划生育、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施行,以及一元化的铺天盖地的计划生育宣传,已经在广大的干部群众中形成了对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思想与认识。这种思想认识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短期内计划生育从限制到鼓励的根本性逆转将引发社会政治的震荡。从政治正确性、干部群众的可接受程度等角度考量,中国生育政策的渐次调整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将分四步走,第一步“单独二孩”,第二步“普遍二孩”,第三步“自由生育”,第四步“鼓励生育”。由此可见,“普遍二孩”政策仅仅是中国生育政策调整迈出的第二步,伴随着人们思想认识的转变,在“十三五”与“十四五”期间中终将迈出生育政策调整的第三步与第四步。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九、配套改革的跟进

  “单独二孩”政策已经启动两年左右的时间了,但与之相对应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社会抚养费征收等处罚政策、宣传教育政策等配套政策的调整与改革至今仍没有完全落实到位。与“单独二孩”政策调整相配套的政策改革滞后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普遍二孩”政策实施后必须努力改变“单独二孩”政策实施至今所出现的配套政策改革滞后的局面。

  中国低生育率机制的形成,“单独二孩”遇冷等都预示着即便“普遍二孩”政策的实施,如果没有与此相对应的配套政策的跟进,也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由“单独二孩”遇冷到“普遍二孩”遇冷是可以预期的。因此,要努力消减家庭生与养给家庭所带来的从经济到精神方面的巨大压力,建立健全生育与养育成本的社会补偿机制,国家与社会在孩子生养方面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如给予孕产妇更长的假期、建立更多的托儿所、幼儿园等,国家给予更多的财政支持,并促使生育与养育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减轻家庭与父母养育子女的负担。唯有如此,“普遍二孩”政策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林韵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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