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和陈景润：中国知识分子的1978

　　放弃“猜想”

　　陈景润以“哥德巴赫猜想(1+2)”著名，普通公众，大概以为陈景润一直在向(1+1)的证明发起冲锋。其实，陈景润清楚地知道，以现在的数学工具并不能破解(1+1)，1974年以后，他便决定放弃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我不能骑着自行车上月球”，陈景润如是说。

　　作为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家，在自己的专业上，他没有因为公众的期望改变自己，尽管这可能有损他的光辉形象。

　　20世纪90年代，中关村变成了中国硅谷，陈景润却一天天衰竭。

　　1984年查出的帕金森综合征，让他几乎失去了一切，除了数学。当罗声雄告诉他英国数学家怀尔斯解决了费马大定理时，他请护工帮他翻起眼皮，睁开双眼，表示他的惊讶。然后，他含混不清地说，请把资料拿来，我要看。

　　自科学大会以后，陈景润和徐迟便没有见过面，甚至没有任何交往，但两人对科学却是一样的执着。

　　徐迟晚年涉足于高能物理王国，直到生命止息的前几天——1996年12月4日他的《谈夸克》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为此，《人民日报》在同一版面上还发表一篇署名陶钧的文章《赞文学家的科学感情》，文章指明，此徐迟即彼徐迟，打消读者可能产生的疑问：怎么作家徐迟会写起如此高深的科普文章?

　　1996年3月19日13时10分，陈景润与世长辞。同年12月12日，徐迟在武汉的病房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回味徐迟50年代写的一首诗：“我所攀登的山峰／在雨雪云雾笼罩下／它吸引你走进它／像磁场引导指南针／除非你是一个勘探队员／你不会知道这山脉的价值。”

　　这是科学家的赞歌，也是徐迟和陈景润相遇的机缘。

　　惊回眸，那一春

　　“神七”问天，“嫦娥”奔月，当今中国一日千里。正如邓小平在科技大会上预言的，“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

　　让我们再次回到1978年那个春天，那个决定了陈景润、徐迟和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春天。

　　这一年，杨乐在苏黎世国际数学大会上，报告了他和张广厚的研究成果。

　　这一年，孙家栋在科学大会上作了关于我国空间事业发展的发言。30年后，他成了绕月探测工程总设计师，实现了郭沫若在《科学的春天》一文中所说的“嫦娥奔月”。

　　这一年，黄昆在离开研究工作26年后，由邓小平点名到半导体研究所任所长，由此成为“文革”后走上领导岗位的第一批科学家。

　　这一年，陈佳洱回京参与制定低能核物理加速器研究的规划。此前，他已在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待了10年，修路、喂猪、种地，卖光了所有与加速器相关的书。

　　这一年，袁隆平由怀化农校调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晋升为研究员，并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这一年，巴金重新拾笔，耗时7年完成了《随想录》。

　　这一年，张艺谋，陕西咸阳国棉八厂28岁的工人，在北京电影学院西安考区，被几个摄影老师破格录取……

　　(感谢陈景润的生前好友罗声雄研究员、林群院士、陈景润的秘书李小凝老师、《人民文学》前副主编周明先生、徐迟之子徐延先生、徐迟的秘书徐鲁先生对本文写作做出的指导和贡献。)

　　本文原题《“猜想”报春——中国知识分子的1978》,2008年12月5日载《北京日报》，作者孙文晔授权《知识分子》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