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晔|文
导语
1978年,一篇报告文学让一位数学家一夜之间成了在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曾经的“臭老九”、“白专典型”成为全民偶像。孩子们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响亮地回答:“要当科学家!”
同年,全国科学大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成了改革开放的先声。
回顾这段历史,“猜想”一般的谜仍未破解: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科学怪人?在当时的背景下,徐迟的春秋笔法隐藏了什么?陈景润的真实人生如何?
“这是个认识知识分子价值的过程。”陈景润老友罗声雄研究员的一句话,让人找到了回望1978年的视角。
陈景润(左)与徐迟
谁选中了陈景润?
徐迟为什么要写陈景润?这还得从《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神仙会”说起。
“文革”刚结束,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恰逢主编张光年生病住院,选题就靠几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的“神仙会”来定。
1977年9月18日,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紧接着,10月的这次“神仙会”自然跟“科学”挂上了钩。编辑们觉得,如能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正当时候。
这个想法,其实并不寻常。十年浩劫,知识分子早成了“臭老九”,以他们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也几乎绝迹。不过,中央既然要重新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文学领域自然应该有所突破。
然而,写谁好呢?
也不知是谁,想起一则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20世纪70年代初,有个外国代表团访华,一名美国专家点名要见大数学家陈教授。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牛棚”里发现了这个人,他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果,竟然谁也不知道。
这人就是陈景润,编辑们纷纷补充了自己听到的轶事:他是“白专”典型,有一回挨斗,他气得跳楼,不过这位数学家自杀还不忘算角度,结果连伤都没受;他是一个“科学怪人”,不刷牙不洗脸;有人说他财迷,棉袄都舍不得买,就用两件棉毛衫,里边装上棉花,一绷成了件棉袄。
这样的人能不能写?当时,“白专”可是顶“大帽子”,在“文革”中,不问政治的“白专”分子几乎和吃白饭、寄生虫等名词联系在了一起。
经过激烈的争论,编辑们达成一致,就写陈景润吧!中央已经提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目标,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知识。不管怎样,他是有贡献的。
那么,找谁来写呢?有人提到了徐迟。
徐迟虽是一位诗人,但他做过新闻记者,写过不少通讯特写。1962年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人物特写《祁连山下》,以敦煌艺术家常书鸿为原型。解放后,写知识分子的文章本就不多,反响好的更是屈指可数,这篇文章算是其一。
当时的青年编辑周明,负责寻找这位久违了的诗人。
徐迟原来在《诗刊》做副主编,后来响应中央的号召“作家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连编制也转到了湖北省文联。
周明的电话打到武汉,徐迟说他在老家浙江南浔选好了房子,准备办理退休手续告老还乡了。他说他被剥夺了创作权,十年没有动笔了,噤若寒蝉。
不过,当周明提起这个任务时,老先生又兴奋起来,他说,要是能有机会写点什么就太好了,冬蛰太久了,也该醒醒了。
周明放心了,63岁的老先生,依然是个热情的歌者。只是提到陈景润,诗人热情稍减,他有点迟疑地说“试试看”。
果然,徐迟到京后和亲友们吃饭,一屋子人,一听说他要写陈景润,一致反对。“怪人”呀,“白专”呀,“吝啬”呀,他们都劝他换个题目,陈景润是个有争议的人,何必惹麻烦呢?
敢不敢写?最后是徐迟的姐夫一锤定音:“写!陈氏定理了不起!”这位姐夫正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看将军说得那么干脆,徐迟打消了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