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进入第二个年头,世界各地已经出现新的变异病毒,不过我们仍然有时间改变疫情的叙事。控制疫情的紧迫任务只能通过全球协调来完成,这需要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的积极参与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13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和保障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履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推动和保障管理人依法履职,此举将有利于提高破产效率,充分发挥破产制度作用,促进中国企业破产重整市场的快速发展
城投信仰是很有中国特色的投资逻辑。“城投债”似乎完美地结合了高收益和低风险,而且不论信用债市场如何“爆雷”,它一直“金身不破”被人膜拜,市场存量更是屡创新高。如果中央政府不及时介入,不断膨胀的隐性债务终将成为掀翻财政可持续性的“灰犀牛”
国内疫苗的充足程度并不令人担忧,最大的担忧是疫苗接种的速度和效率。中国跟全球之间存在免疫缺口,如果说全球其他国家没有能够很好地进行免疫的话,那么中国事实上始终会暴露在这种风险之下,会始终受到输入病例的影响
过去30年间,日本政府通过提高养老金领取年龄、设立养老给付增长自动调节机制,增强了养老金制度的长期财务可持续性。但随着老龄化加速,征税、转向“缴费确定型”计划以及进一步延长养老金领取年龄均已成为政策选项
澳大利亚的做法并非孤例。包括欧洲多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地政府均密切关注澳大利亚《媒体谈判法》制定过程,且已有计划要求科技公司在本国范围内为新闻内容付费
如果继续执行现行养老保险体系,到2023年,全国范围内职工养老保险即出现资金缺口,到2029年,累积结余将消耗殆尽,到2050年,职工养老金累计缺口占当年GDP的比例将达到91%。另外,到2050年,中国全社会总养老金支出(包括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占GDP的比例将达到11.85%,这一水平与当前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的水平大致相当
关于印度政府及其能力的发展,最值得关注的趋势也许是微观和一线执行方面的改善,然而,在宏观政策制定的层面上,有关政府能力的问题越来越多
城乡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可能弥合,但只要为个人、家庭和社群追求自身幸福创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条件,城乡融合发展的光明前景必定可期
中国在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学术发展以及开源软件包三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但人工智能能不能大发展,远远超出了计算机科学领域,需要跨学科的联合
如果把不受政策阻碍的乡-城人口迁移视为自然演进的城市化;把政府将部分农区及其居民划归城区的方式举措视为行政性城市化;那么,农村迁移人口在制度阻隔下仍自行扎根城市的方式,即可视为自主城市化。他们的行动,细雨润无声般地改变着中国城乡人口的分布
世界重新打开,风险最高的是没有打疫苗的人,和疫情没有流行地区的人。中国应该在今年6月份前疫苗接种得差不多,9月份在世界重新打开之前基本上接种好了
要突破“在乡村内部实现均贫富”的陈旧思维框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引导各类农民增加新的劳动和工作技能,摆脱思想和经济上的贫困状态
2020年财政税收增速创半个世纪以来新低;2021年财政政策力度要因时因势而变,非常规的大规模刺激性财政政策退出,意味着缺乏大规模债务支撑的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压力更大,更加考验政府的理财能力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们不由得再次思考这次疫情以及疫情今后的世界如何发展
中国央行对待通胀的逻辑与美联储类似,关注的是全局性、趋势性的通胀上行,而不是对个别品种、阶段性的上涨做出反应
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全球的疫情开始出现转机,这与各个国家逐渐在策略上达成一致是有关系的
信托公司转型需要从狩猎文化转向农耕文化,“临时赶风口”跨不过长期主义构筑的护城河
整个村庄的演变历程就是三代人的事,这期间就决定了中国村庄的格局,城市应该把人向城市拉,很多政策就不能再有歧视性。对农一代是要让他体面,对农三代的政策就应该是跟城市人平权
对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放眼全国乡村,伴随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二代、农三代相继离土出村不回村,乡村留守老人境况堪忧,生存状况与生存质量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大规模流行病通常会对整个经济或跨区域产生影响:或者是由于传染病本身传播的广泛性;或者是由于贸易、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而逐步把经济冲击散播到各个角落
中国不可能靠套利企业家的套利活动变成制造业强国。只有创新企业家的创新才有可能把中国变成制造业强国。重返制造业大国靠套利就可以,变成制造业强国要靠创新
为何日本采取了极端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并在安倍经济学的指导下扩大了实体经济活动,通胀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我们的解释集中在二元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上
2021年总体仍处于不良资产的收持期,收购任务加重,处置难度增大、风险提高、周期拉长。不良资产处置任重道远,不良资产市场将更加活跃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