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和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经济学(季刊)》主编。获2008、201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届和第二届浦山国际经济学奖(2008年、2010年)、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2008年);被评为2006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和2017年北京大学十佳研究生导师。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本科,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获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制度转型、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发展。
对于中国经济明年和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速,我并不悲观。这不仅仅因为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测算,还因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干扰因素正在消失
当下最好的教育改革方案是从小学到高中实施十年一贯制的义务教育。作为过渡至少要做到两点:第一,取消中考后的强制分流;第二,给予地方教育部门自主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看点非常多,我们面对的挑战也非常大,促消费仍然是重点中的重点
要想共同富裕持续,一定要把穷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他们的收入才会可持续
中国正处于对外经济关系的拐点上。继续全面开放本国经济,开展贸易和投资协定磋商,这些都对中国具有深远意义,但关键在于中国如何应对国内挑战
政府和社会应该、也可以做一些事情,降低整个社会的竞争压力,但是,要最终摆脱“内卷”,还得靠年轻人自己。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寻找自己独有的潜能。在当今世界上,竞争无处不在。我们无法逃避竞争,但可以选择竞争的赛道
从今年开始,中国将迎来新的经济增长景气周期。中国2030年完全达峰的挑战仍然非常大,必须加速中国能源结构的转变,并为碳达峰目标制定一个国家行动方案
全面乡村振兴,核心必须是为农村居民提供较高质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在中西部地区,主要应该实施人口就地城市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仍然应是主力
中国今后的发展必须更多依赖创新,发展自主技术是必然的、必要的,但一定不要把自主技术和开放、市场对立起来,而是要紧密地统一起来
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赖于科技创新,能否保持科技创新的速度是一个关键
未来五到十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会越来越淡化,经济增长的质量,特别是关键领域技术自主和绿色发展会越来越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在社会发展方面,政府会投入更大的精力来推动新型城市化,以及社保等公共服务的全国化
中国确实要防范国际上可能越来越多的风险,为此做充足的准备,但也不能把底线级的准备变成常规政策,以国内循环为主不等于放弃国际循环
未来30年,中国经济增长还要尽可能继续遵循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考虑到劳动人口减少这一不利因素,中国要在资本积累,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方面再多下功夫,在城市化和教育水平上多做工作
要以明确的信号,推动复工加速,同时保护和加强金融机构以市场化手段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决策空间和动力,希望能早日从根本上减缓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争取2020年的GDP增长率还能在5%以上
关于中美贸易谈判,最危险的论调就是脱钩论,美国最保守的那部分势力基于自身的认知和利益,希望中美脱钩,国内也有人回应。这个话题,需要从多个方面做严肃的公开讨论,不然就会犯错误
一季度毕竟发了那么多钱,但都拥塞在大型机构里下不去,这是现在金融供给侧改革面临的巨大挑战
社会进步之于个体,永远是一个超慢的变量,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它们。我们能够感知的,多半是各种各样的焦虑和日常的琐碎。在更高的层面,我们还要面对个体在社会和历史面前的无力感。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去战胜生活的琐碎和不断袭来的挫败感?
中国已经告别了出口导向的扩张型增长模式,中国工业化的顶峰已经过去,去工业化开始,服务业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后果是经济增长减速。日本给了中国一个很好的启示:创新是提高不了经济增速的
全面去杠杆就好比把癌症病人的输液管拔掉,让病人迅速死去,全面去杠杆无法杀死中国经济的肿瘤。财政和货币政策必须让“癌症病人”活下去,必须要把国企、地方政府问题与降杠杆问题分开来,不能用宏观政策代替改革
中国越来越倾向于把宏观调控政策当成改革,但宏观调控改变不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最后还经常伤及民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