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亚洲金融危机之二
晚清名臣曾国藩曾经说过,“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若要全面探究1997年-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不得不先对日本进行分析。因为日本一国的GDP就超过亚洲其他国家的GDP总和,其金融资产则相当于亚洲其他国家的两倍左右;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贸易量约占东亚的五分之一。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构建其全球供应链。首先从亚洲各国获得原材料,随后又购买廉价零部件,而将成品主要销往美国,然后是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制造业供应链的扩展有时又被称为“飞雁模式”。日本正如领头雁,随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再之后是“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最后是中国大陆。只是这一系统的缺陷在于,供应链网络有着美元和日元两种货币标准。
1985年9月,“广场协议”奠定了增加汇率灵活性这一基调。日元对美元和欧洲货币开始走强。这是日本代价最为高昂的政策失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汇率从240∶1升至1987年12月的120∶1左右。到1990年,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银行的推波助澜下,产生了巨大的泡沫。“广场协议”导致了日元过高估值和随后的回落。过高的日元导致日本在美国股票市场大量投资,部分推动了1987年美国市场的股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