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价格上涨是长期趋势

　　目前，中国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压力较大，北方的“旱情”又对农产品价格进一步上涨构成较大威胁。农产品价格问题已成为关系到2008年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核心和关键。
　　我们的观点是：虽然有美元贬值等货币因素方面的影响，导致全球农产品也像资源品那样，具有资产价格膨胀性质的名义价格上涨，但是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背后，更多地包含了经济结构调整所引发的实际价格上涨。
　　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农产品实际价格上涨是工业化中后期必然面临的问题。农产品实际价格上涨，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有助于启动农村的消费需求。这样，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内，促进中国各行业的景气，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费景汉-拉尼斯(Fei-Ranis)拐点”。在超过了“费景汉-拉尼斯拐点”之后，购买相同数量的农产品需要更多的货币，必须出售更多的工业品才能实现。这样，对工业生产来说，利润就不再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而按比例增加，因此很难避免在到达“费景汉-拉尼斯拐点”之后，资本积累出现停滞的局面。
　　“费景汉-拉尼斯拐点”的意义是，如果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不重视农业生产，不断向工业转移农业资源，就会出现全社会资源都趋向于盈利水平高的行业(在中国多数为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或要素价格被低估的行业)，社会资源(即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等)开始撤离农业，造成农产品总供给的结构性短缺，农产品价格上扬，粮食问题将不可避免。
　　如果不重视农业投资，这种社会资源大幅度从农业领域撤出的趋势，必然会产生粮食生产问题，从而使工业化自身陷入困境。中国目前就面临着如此困境。我们认为，这才是从经济逻辑上，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本质原因。
　　那么，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角度看，在到达“费景汉-拉尼斯拐点”后，这种农产品生产的困境如何解决呢？
　　我们发现，提高农产品价格(表现在价格上涨、政府补贴)是解困的必由之路。这种发展经验在历史上不乏先例。以日本为例，日本历来的主流观点认为，“富庶的农村是日本社会长期稳定，经济不断发展的最重要原因。”而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也始终贯彻这一主旨。
　　日本在工业化、城市化后期，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并对农产品进行补贴和保护，保持一个稳定的农业供给，最终促进整个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从历史数据中，我们看到这一点。以日本为例，随着城市化发展进入中后阶段，即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工业化与城市化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特点表现得更加显著，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超过了0.85。
　　为了保证其他行业的竞争力，日本在经济发展后期，采取了工业反哺农业的作法，以强大的外向型工业带动农业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力度扶持农业科技的发展，在优良品种培育、化肥和农药生产、科学栽培技术研究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政府财力。
　　第二，以农业机械改造传统农业。在我们上面的分析中也提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农业生产一度发生劳动力短缺。日本政府当时采取了以农业机械改造传统农业的做法，农业机械得到了广泛推广。插秧机、联合收割机、农用汽车、烘干机迅速增加，并开始向中大型机械发展。这些为农业生产要素重组，农业机械化实现，农户收入提高提供了极好的外部条件。
　　第三，对农业实行高补贴，实际上提高农产品价格。日本对农产品实行严格保护，可以说是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最高的国家，对多种农产品征收的关税超过20%。日本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长期高于工业品的平均关税水平。日本小麦、大米等农产品关税曾分别高达200%和490%。
　　我们通过分析看到，日本通过工业对农业的拉动，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实际上是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另外一种方式)，保证了农产品价格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这在两个方面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保证了日本内需增长，促进了日本在工业化后期的发展。在工业化后期，日本政府通过在农村建立农产品流通体制，以及在国家财政上长期拨巨款补助农业，维持了农村的稳定与富足。富庶的农村，带来了社会的稳定，也带来政治的稳定，不会因为经济差别过大，造成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剧烈流动。日本劳动力既能滞留在农村，也能在需要的时候输送到城市，没有给日本经济造成太大压力。而农民收入增长之后，消费能力提高，这增加了内需，对日本经济稳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历史是否会在中国重演？这取决于政府和市场的博弈，但是我们更加相信“看不见的手”的力量。粮食价格的上涨就是对中国生产要素价格的一种矫正，在长期中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当然，虽然这“利国利民”，但是节奏还需要政府把握。
　　在“费景汉-拉尼斯拐点”上，中国农业发展前景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