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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低生育率已极难逆转

2015年10月30日 08:23 来源于 财新网
即使立即全面放开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面临三重下行压力:现代化进程、中华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计划生育对生育观念和模式的改变。影响这些压力的各种因素,在未来可预期的变化几乎都是负面的
梁建章

财新网“人口与经济”专栏作家。1999年与3位商业伙伴创建“携程旅行网”,在2000年至2006年期间任CEO,并从2003年起兼任董事会主席。

2011年,梁建章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创新、创业和劳动力市场。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财新网】(专栏作家 黄文政 梁建章)即使立即全面放开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面临三重下行压力:现代化进程、中华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计划生育对生育观念和模式的改变。影响这些压力的各种因素,在未来可预期的变化几乎都是负面的:

  养儿防老曾是多生的经济动因,但养老社会化大大削弱了这个动力。即使现在多生的父母,也很少指望今后靠孩子来养老。在经济上,养育孩子是一种以自己的艰辛付出来给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利他行为。

  之前农村较高的生育率尚可补偿城市的极低生育率,但现在农村年轻人很多已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且脱离了之前的亲友氛围,生育观念在向城市靠拢。

  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社会,没有伊斯兰和基督教社会那些生育友善的宗教土壤。多子多福等观念也早已淡去,少生甚至不生成为更多年轻人的选择。过去父母会鼓励年轻人多生,但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本身就接受了少生观念,有些甚至反对子女多生。

  在长期的一胎化下,城市家庭已把一孩当成了默认的生育状态,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会生育二孩,而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种把生育数量的默认值设定为完全无法维持正常繁衍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更大的困境是,很多压低生育率的因素会不断自我强化,形成恶性循环:

  很多人不敢多生是担心养育成本太高,而这背后的原因又恰恰是社会平均生得太少。如果普遍生育两三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不会这么高,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也许不会成为常态,想多生的夫妻也许不会望而却步。反之,生育率越低,家庭平均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越高,一般家庭越不敢多生,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生育率。

  由于大量年轻人去城市工作加上生育率走低,农村孩子越来越少,不少学校被迫关闭。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关闭了一半以上的学校。原来很多自然村设有小学,现在则要去乡镇甚至县城上学,增加了很多孩子上学的艰难。这反过来又会抑制农村家庭的生育意愿。

  在长期低生育率下,中国老龄化迅速恶化,社会和家庭的经济和心理负担不断加重。随着独生子女父母一辈的逐渐老去,中国城市育龄家庭的平均压力会大幅增加,这反过来又会抑制他们的生育意愿。

  上述各种因素在微观层面和短期视野内都难以解决。比如,单个家庭的生育决定不能改变社会对平均养育成本的预期,自己家多生几个孩子也无法恢复村里的小学,现在立即多生一个孩子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至少一二十年内,无法缓解照顾父母力不从心的困境。因此,要打破各种抑制生育的恶性循环,必须要从宏观层面和长远角度努力。但是,与限制生育相比,鼓励生育能够采取的有效措施极其有限。

  海外人口政策的启示

  海外的人口政策和形势的变迁预示,要逆转低生育率至更替水平难上加难。二战后,西方和俄罗斯都经历了婴儿潮,生育率远高于更替水平,但从未限制生育。美国和英国没有明示的人口政策,实际措施却能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欧洲各国的人口政策更是明确鼓励生育。

  东亚各地和世界少数国家经历过人口政策的反复,在面临高生育率时,实施节育政策,在生育持续走低后,又转而稳定生育水平甚至大力鼓励生育。但之前的节育措施,一般只是倡导少生并提供生育健康服务,政府的预期目标大都是每家两个,对违反政策家庭即使有处罚也非常轻微。

  如节育政策较严的新加坡在1970-1988年,对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家庭,也仅是取消产假、育儿津贴、延长组屋申请年限等。在中国曾引起过关注的菲律宾的所谓计划生育,只是通过法案,希望确保公众能获得生育健康服务,但这也遭天主教会强烈反对。有强制性措施的只有越南和印度。但越南普遍允许生育两孩,对违反政策的处罚远没中国严厉;而印度的节育政策在经历1975-1977年的紧急状态后基本是完全自愿的,现在只有4个邦还有非常柔性的节育政策。

  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伊朗分别于1949、1962、1964、1970、1989年开始的节育政策,分别持续了25、34、26、18、13年。其中,日本、韩国、台湾分别于20、9、15年后开始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新加坡和伊朗则是在停止节育的同时,立即转为鼓励生育。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在生育率还高于1.6时就停止节育;除立即鼓励生育的新加坡经历了生育率小幅反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大都继续走低。

  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鼓励生育是常态。对生育家庭的经济奖励,往往是累进制,特别是奖励第三个及以上的孩子,金额可让新生儿父母维持体面的生活,产假和育儿假甚至长达一年半,而雇主也被要求对育儿母亲甚至父亲提供再就业保障和育儿便利。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注重规划托儿和育儿的设施和服务,确保义务教育,为家庭解除养育的后顾之忧。在这些措施下,欧盟和俄罗斯,甚至日本和韩国的生育率近年都略有回升,但迄今还没有将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的先例。

  作者梁建章为“携程旅行网”CEO兼董事会主席,黄文政为“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王丽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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