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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2017年01月11日 16:36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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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过去的发展来自于放权、让利和对外开放,并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现在中国经济面临诸多困难,最根本的还是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经济的控制,消除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让经济自然增长
李伟
李伟:现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案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和可持续性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教于杜克大学富科(Fuqua)商学院和弗吉尼亚大学达顿(Darden)商学院,曾任职世界银行顾问;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千人计划”高层次海外引进人才。

  【财新网】(专栏作家 李伟)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速不断下滑,这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较为复杂,但其中有一点是今日的中国经济已具备较大的规模,实现高速增长的目标变得日益困难。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7年和2014年中国的GDP增速分别为14.2%和7.3%(均以2005年不变美元计算),前者的增速几乎是后者的2倍,但从增量来说,前者和后者分别为3629亿美元和3571亿美元,两者不相上下。换句话说,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更低的增速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量。从这点来说,中国经济的增速下滑也可以视为一种经济发展成功的“副产品”,是一种“幸福的烦恼”。

  经济发展的三原因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0余年,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中国到底是如何实现这种跨越式经济发展的呢?关于中国经济自1978年之后出现高速增长的原因,各界人士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角度不同,甚至互相对立,不过囿于篇幅,笔者这里不再复述这些观点。

  在笔者看来,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主要来自三点:放权、让利和对外开放。那么这三点是什么意思呢?要解释这三点,就需要了解实行这些政策之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如何运转的。先说放权领域,1949年之后,中国工商业逐步国有化,农业逐步集体化,私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被禁止。在农村,包产到户(简单来说就是将产出与农民的劳作联系起来,多劳多得,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被视为“大毒草”,农民只能在集体中劳作,靠记工分(指的是农民在集体劳作中依靠集体对其劳动量,也就是工分,的评估来分配成果的制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这导致大量农民在生产时“出工不出力”,劳动效率低下。再说让利领域,建国后政府垄断了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国有企业都是“一统天下”,农民被政策固定在土地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都由集体说了算,这种局面导致国家死死地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并从中取得了大量的收入,比如国有企业的收入要上交国家,“剪刀差”(指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则使得国家从农民身上获得了发展工业的资金。

  最后是对外开放领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外交政策,其主要核心就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和“一边倒”。这些词语是形象的比喻,其具体含义就是清除“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共产党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外交关系,在外交上倒向社会主义国家联盟。总而言之,当时中国政府的主要外交对象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较少。由于日后中苏分歧日大,甚至爆发了边境武装冲突,因此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关系也日益疏远。这种局面使得中国与外部国家间的交流较少,外交上出现了较为孤立的状况。

  1976年“四人帮”(指坚持文革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倒台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将工作的中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方针逐渐形成。改革的工作千头万绪,但基本的政策导向还是那三点。首先是放权,在农村放松了集体对农民的控制,大规模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的另一个称呼)。包产到户意味着农民可以获得相当部分的个人劳动成果,这将农民权、责、利统一起来,很快就激发出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大幅减少。与此同时,政府也改变了对私营经济的态度,开始允许在国有企业之外出现的私人经济活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安徽的年广久,他本身是一个卖瓜子的小老板,当时关于他的争议很大,最后邓小平“一锤定音”,给年广久的企业提供了生存空间。

  与放权随之而来的就是让利。过去国家几乎占领了所有的经济活动领域,稍微大一点的赚钱机会都在国家手中,个人经营的范围仅限于一些非常边缘的地方,例如沿街磨刀补锅。放权的实质就是政府开始收缩自己的权力,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都变得比过去小。与包产到户相匹配的是人民公社(计划经济时代农村的基层集体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的生活)作用的减弱,这相当于将经济活动的权利部分还给了农民,在制度上允许农民从生产活动中谋取个人利益。城市的私营经济更是如此,私营经济不断发展,开始是老板一个人干,后来就发展到雇工经营。过去国家对这种行为的态度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比喻社会主义的差东西好过资本主义的好东西,例如包产到户的农产品产量比公社制度的高,但前者属于资本主义,后者属于社会主义,因此后者好于前者),但现在不但小老板可以自己赚钱,还可以扩大规模雇工赚钱,这与建国后将民营经济国有化的过程正好是反着的。

  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探索国企改革之路。1979年7月,中央政府在全国推广企业自主权工作;1980年中国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借鉴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经验,1984年4月,中国开始推行工业经济责任制,对企业实行“包干加奖励”;1983年,中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利改税”(过去国有企业的利润需要都上缴,利改税之后,企业的利润先征收一部分所得税和地方税,然后采取多种形式在国家和企业之间分配税后利润);1985年,国有企业进行了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这项改革有三部分内容,一是对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二是对国有小型工业企业实行租赁制,三是对少数有条件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股份制试点。

  过去政府对国有企业控制得很紧,所有收入都要上缴,所有支出都由政府下拨,企业的经营决策由政府指导,因此企业的运作机制很死板,生产积极性也不高。改革开放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行过很多政策,其核心就是放权和让利。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改革措施最终都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并出现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看到政府希望改革过去对国企统得过死的局面,希望用放权和让利来激发国企的生产积极性。

  还有就是对外开放,当中共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领导人没有选择“闭门造车”,而是逐步打开国门,一方面,改善与别国的关系,扩大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了解发达国家的状况,制定发展中国经济的策略。对外开放的第一个好处就是改善了中国的外部环境。要发展经济,就需要一个相对友好和稳定的外部世界,由于中国之前在世界上相对孤立,因此领导人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与别国的关系,例如中国不再“输出革命”(指中国帮助其他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行为);另一方面,中共派出大量领导人进行对外访问,尤其是去发达国家,这些领导人在国外认识到了什么是世界先进水平,这坚定了他们对外开放的决心,也认识到了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和投资的必要性。就这样,中国开始在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在特区内实行特殊的政治经济政策,之后特区的范围日益拓展,来华投资的外商日益增多,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急需的技术和资金。

  总而言之,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改变了过去错误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结束了漫长的阶级斗争运动,让国家从政治斗争转向商业竞争。改革开放打开了经济发展的空间,激励了数亿人创造财富的动力,这些勤劳进取的中国人最终成就了“中国奇迹”。

  实际上,无论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还是东亚经济体的崛起过程,都说明了一点,就是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需要人为地推动。经济增长就像一颗落在肥沃泥土中的种子,“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蓬草长在大麻田里,不用扶持,自然挺直。比喻生活在好的环境里,得到健康成长)。相反,阻碍经济增长是有难度的,需要人为地设置障碍。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朝鲜和韩国,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经济曾长期领先于韩国,但今天两国的差距之大,恐怕足以让大多数人震惊了。因此,经济增长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它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而从长期来看,这个制度环境的状况将决定民众的幸福和收入。

  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表面上看,中国经济的成功来自放权、让利和对外开放,但从本质上看,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是执政党和人民群众数次破除既得利益集团阻挠的结果。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执政党进行政治经济革命的结果。建国后中国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由于错误的经济政策,中国经济总体上还是很孱弱的,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太落后了,会被开除“球籍”(一个比喻,一般认为是在地球上生存的资格)。做一个国际比较,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60年中国、菲律宾、泰国和全球的人均GDP(以2005年美元衡量)分别为121、696、381和3067,到了2014年,这4个数据分别变成了3863、1662、3769和8011。菲律宾最惨,当年大幅超越中国,现在不到中国的一半,泰国其次,当年相当于中国的3倍,现在被中国反超,但这三个国家离世界平均水平都有相当大的差距。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的“自我革命”不但包含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领域,例如否定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矢志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被认为是要继续维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思),代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意思是不应因循守旧,而应根据实际情况与时俱进,一般认为此话是针对“两个凡是”而言)。“两个凡是”被否定为整个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和政治基础,假如没有这一突破,包产到户、私营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都是不可想象的。

  1978年之后,中国政府不断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很多低效国企因此破产。虽然这造成了大量工人的下岗,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说,这有力地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效率,为日后的持续高增长奠定了基础。从政治上说,建国后中国经济就是一个逐步国有化的过程,国有企业被认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是执政党和政府的“柱石”,但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决策者敢于打破这一局面,无疑又是一次“自我革命”。

  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商品流通体制具有典型的计划经济色彩,主要的特点是配给制。在这个体制内,所有的商品均由国家统购统销,国营批发企业实行的是“三固定”(固定供应对象、固定货源、固定价格)批发模式。商品从生产端到消费者需要经过四道门槛,这四道门槛分别是一级、二级、三级批发站和零售企业(也被称为“一、二、三、零”)。国家对商品流通领域实行指令式计划管理,商品的种类和价格均由国家制定。

  在这个体制中,国有垄断批发企业执行的是一种行政分配的职能,按照计划将商品分配给社会各部门,以维持生产和生活的运转。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体制的生存一方面有赖于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则有赖于贯彻国家指令的国营商业企业。

  这种体制令国家垄断了商品的供需,但其背后的代价巨大。国有垄断商业企业缺乏竞争,效率低下,“大锅饭”(“大锅饭”是对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即企业不论经营好坏,盈利还是亏损,工资照发,企业工资总额与经营效果脱节;二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即在企业内部,职工无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影响个人工资分配,工资分配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现象严重,商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和卖方市场,民众生活水平长期无法改善。当时买电风扇要买票预约,买彩电得千方百计找“门路”,买自行车须托各种各样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政府逐步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局面,例如开放工业自销、恢复和鼓励个体商业、取消国有批发商的垄断权和实行国有批发商“政企分开”等。这种举措很快改变了商业流通体制的格局,例如,1984年社会商业、饮食服务业零售网点915万个,比1978年增长629.08%。其中,国营网点27.2万个,减少40.1%;集体网点159.4万个,增长55.86%;个体728.1万户,增长将近40倍。

  由于国有商业企业效率低下,竞争力不足,因此政府对大中型商业企业推行了经营承包责任制,对小型商业企业则使用了租赁和出售等改革方式,供销社则干脆从“官办”改为了“民办”。

  与国营商业企业改制相对应的是相关政府部门职能的改变,过去负责商品流通领域的商业部和物资部于1993年被撤销,两者合并为国内贸易部。1998年国内贸易部改组为国家国内贸易局,隶属于国家经贸委。2003年撤销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组建商务部。此时政府主要负责流通发展战略、产业政策、行业规划、行业标准的制定和组织实施工作,信息的引导和应急调控,实施行业指导、监督、管理和服务,而不再直接掌控整个商品流通体系。

  在国营商业企业不断收缩战线的同时,民营商业企业开始大踏步地前进,例如,专业批发领域出现了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福建省石狮服装市场、成都荷花池市场,这些市场的年交易规模惊人,以义乌集贸市场为例,2015年其总交易额达1244.51亿元人民币。在零售领域,苏宁、国美、京东、阿里巴巴等企业异军突起,其中苏宁2015年营业收入达1356.76亿元人民币,同年京东的营业收入则高达1813亿元人民币。

  随着整个商品流通企业的改革,商品已经从过去的供不应求变成了供大于求,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人们现在对商品关注的重点不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流通体制的改革打破了国营商业企业的垄断地位,在大面积上消除了这些企业的既得利益,成功地缔造了中国流通领域今日的繁荣,有效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前文已述,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制度条件,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其对制度变革也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而这种制度变革的方向就是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和民众福利的破坏。改革开放后,我们实行了“包产到户”,允许私营经济发展,打开国门开始与外界交往,这打破了那些想继续维护文革政策者的利益;在国企改革中,过去被认为是政府支柱的大量低效国企破产,无论是国企的管理层,还是普通员工,都无法再过那种慵懒的生活。由于感受到了生存的压力,因此他们不得不在市场中努力工作;现在中国经济又走到了一个“关口”,我们存在大量的问题,比如房价泡沫和债务增长过快,这些问题未来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风险,甚至金融危机,就像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一样。但在金融危机过后,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一蹶不振”,韩国却“浴火重生”,继续发展,最终成为高收入国家。中国到底会成为前者,还是属于后者,这取决于我们在危机前后是否可以限制甚至消除既得利益集团对经济的侵害。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后,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但中国的人均GDP仍非常低,离世界平均水平有很大差距。在这样状况下,中国经济是有很多发展空间的,例如,目前中国还有很多农村劳动力尚未转化为市民,而城市化是可以带来经济发展的。根据2014年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报告(《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考虑到目前农业与城市工业、服务业的生产率差距,每有1%的人从农村迁到城市,就能使GDP提高1.2%。但在当前局势下,由于政策失当,大量农村劳动力无法转化为市民,这导致农村依然存在过剩的劳动力,土地的分布呈现出碎片化,这阻碍了大规模农业经营的发展。要提高农业生产率,规模化生产是一条重要的途径。从这两点来看,我们的政策既阻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削弱了农村经济的增长。整个经济被这些错误的政策扭曲,无论是效率,还是公平,都受到了损害。

  问题明摆在那儿,很多人也心知肚明,但为什么解决不了,甚至有恶化的趋势呢?说到底,还是既得利益集团在作怪。例如上文所述的城市化,束缚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全局性的利益,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但对于一些既得利益集团来说,目前的城市化政策却是一条好路。比如在目前的政策中,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供应,通过减少土地供应的方式,地方政府“哄抬”土地价格,并从中取得了重大的经济利益。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从2005年至2015年,土地出让合同价款高达24.24万亿元人民币。另据方正证券的研究,目前涉及房地产的税种一共有11个,其中5个税种为房地产行业所特有,6个涉及其他行业。2014 年,与房地产相关税收合计(地方所得)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达27.82%,其中5个特有税种占比高达16.9%。除去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外,地方政府还将大量土地抵押给银行以取得贷款,这被称为“地方政府的土地金融”。

  除了地方政府的获益外,许多地方官员也从中捞取了大量好处,贪污受贿比比皆是,例如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其贪污受贿总金额超过两亿,还有多处房产(由于许迈永钱多、房多、情人多,因此被戏称为“许三多”),与其案有关的14个单位或个人,几乎都与房地产项目有关。

  这些巨大的收益使得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地方官员,都有极强的动力去维护现有的土地制度。土地问题只不过是中国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经济、捞取好处的一个典型案例,类似的状况还有很多。实际上,中国经济中的诸多结构性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

  中国经济过去的发展来自于放权、让利和对外开放,与此同时发生的是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现在中国经济面临诸多困难,需要顶层设计(原为工程学术语,其本义是统筹考虑项目各层次和各要素,追根溯源,统揽全局,在最高层次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现已成为新的政治术语)也罢,需要探索实验也罢,最根本的还是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经济的控制,消除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让经济自然增长。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案例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李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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