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专栏作家 汪丁丁)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是20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然后回国教学的。那时,西方人开始反思和批判自己的经济学。我清楚记得在夏威夷大学图书馆见到由凯恩斯主编多年的《经济杂志》展望未来百年经济学的专号,被邀请发言的经济学领袖们多数都对当代经济学过于技术化的倾向表示不满。根据他们的预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未来的一百年,经济学将逐渐摆脱技术化的倾向,转而关注真实世界里的重要问题。
马歇尔写《经济学原理》的时候,生怕技术细节误导读者,特意将几何和数学推导统统放在脚注和附录里——这是社会科学长期坚持的写作风格,以威克斯蒂德的两卷本《常识政治经济学》为典范。学术交流,在小范围之内,不必写书,这就是所谓“口述传统”,古希腊诸学派大多如此。文字传播成本逐渐下降,到了柏拉图的时代,写书的传统对古老的口述传统构成威胁。柏拉图反对文字,似乎文字是遮蔽真实记忆的药,文字不能取代情境却诱使读者相信它足可取代情境,于是,读者无法参透“颜子所好何学”(参阅我写的一篇短文“文字的代价”)。随着社会交往范围的迅速扩展,书本知识越来越成为人类知识的主要部分。不过,在凯恩斯的“小圈子”里,面对面的交往仍受到最高程度的重视(参阅《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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