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怀念小平的声音越来越多。只有过来人明白,这一切需要冲破什么样的教条束缚,上至中央下至个体户,需要付出多少坚韧不拔的努力!
卡车司机一旦运送捐赠物资进入湖北地区,卸货和返程之后的遭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继续运输的能力,导致目前物资运输能力下降,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疫情重点地区的应急物资供应和广大群众的基本生活物资保障
流动的中国是经济的活力之源。阻隔生产要素的流动,无异于自毁长城。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确保人流、物流的高效顺畅,为企业恢复生产保驾护航,是在切实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任仲夷提出:“在法律上明确地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人们思考问题、发表和保留意见,不应视为犯罪,而是党章和宪法都保障的基本权利。”
慈善组织需要进行战略调整,从单一为一线医疗机构提供应急防控物资以解决燃眉之急这一维度转向更为多元而广泛的公益项目,需要大家发挥各自的智慧和优势,发现社会问题并积极解决
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慈善组织,都没有能够充分厘清一个关键问题,即: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状态下,慈善组织应该如何作为?与常态相比,需要有哪些变化?
垂直和集中管理本意是用来解决疫情处理中的“信息孤岛、各自为政”困境,但并没有发挥出此种效果,反而因为各种延误,放大了全局承担的成本。这应该让我们再次警惕现有体系的缺陷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染性不低,大量担忧自己是否被传染的其他病症患者涌到实体医院里,大大增加了交叉感染的可能性,本来不是患者,因为想要确认是不是患者,结果真的变成了患者
法律在抗击流行病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只有相关法律条款的制定,是建立在合理的科学原则以及疾病传播的正确信息基础之上,法律在抗击流行病时,才能够有效扮演自己的角色
党的十三大提出一句响亮的口号:“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新闻宣传工具是最经常、最方便的对话渠道。要把真实的、全面的情况告诉人民
中国基金会中心网发布的2019中基透明指数FTI中,满分基金会有225家,占到了3.5%,包括儿慈会。显而易见,数据收集的来源,以及标准的制定,有待进一步完善
1989年袁先禄去世,1996年蒋元椿去世,2003年李慎之去世,2014年谭文瑞去世,加上今天的赵忠祥,当年陪同邓小平访美的这几位记者已经走远。他们记录的这段历史,值得过来人永久地怀念
通过历时一年半的“图书角实验”,我们认为班班有个图书角对于农村小学生的学习以及心理健康有正向的影响。而这中间,家长的认知,老师的培训,也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留学市场越来越呈现出即将抵达山顶的征兆,也就是说天花板已近,零增长甚至拐点不远。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的国际化教育也将停滞,而是很可能其重点转入国内的国际化教育
研究好、普及好当今的社会科学,要放在对中国变化着的社会实际问题的关注上,而非对一般性、普适性的“宏大”理论和曾经不可动摇的真理把握上
中曾根康弘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中日关系“蜜月期”的缔造者。今天我们缅怀那个时代,也是对彼时中日两国政治家高瞻远瞩处理两国关系智慧和胸怀的怀念
减少乃至根绝赴京信访,当然可以成为地方政府追求的施政目标。但这样的目标应当通过法治化的手段来实现,应当通过切实解决访民的合理诉求来实现
在改革过程中付出沉重代价的企业家悲剧,可以说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导致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一方面是市场环境不成熟、不规范,另一方面是法治环境不成熟、不规范
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一个新口号,而是实现人与自然、发展与环境、经济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内心之间关系协调、平衡、良性循环的全新理论与伟大实践
需要厘清正确的先进教育理念、家教理念,对目前一些被歪曲的教育理念进行拨乱反正,对孩子从小严格管教,多些原则、惩戒,少些纵容、赏识、溺爱,进而少一些“糊涂”父母
地方立法项目来源的主渠道是政府,绝大部分立法立项都是由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提出,来源比较单一。有些部门申报项目不是围绕中心工作,不是从民众需求出发,而是把立项看成是炫耀某种政绩功劳的表现
俄克拉荷马的一个州审判法院判定一个主要的药品生产商“强生公司”向该州支付5.72亿美元,作为减轻公共利益伤害的一揽子协议的一部分。该诉讼的诉由,是被告伤害了公共利益
MSE的走红,显然是择校治理产生的连锁反应。这一现象再次提醒择校的冲动是旺盛而强烈的,如果不解决根本问题,未来还会上演新的爆款考试评测
关先生毕生所求,实乃通儒之学。关先生晚期所不合者,并非任何具体的人,实乃自私自利之学。今天,我们倡导实践智慧,必以人生意义为旨归
对于旧金山乔治·华盛顿高中里的《乔治·华盛顿的一生》这组壁画,与其摧毁它,不如将其作为一个了解历史的入口。在“安全空间”中的些许不安与不适,也正是教育和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加强数学研究的水平,我们有必要在基础教育中再次强调数学的重要性,否则就是无源之水;不能用不能多学、不能参加竞赛、不能以此招生等一刀切政策遏杀未来可能的科学家
在缺乏通常情况下强有力的司法系统本应拥有的程序和实质性“安全阀”保护的情况下,法国的法官们和法院系统不能、也没有遏制住以“革命正义”之名所行的系统化暴力之实
无论如何,我们绝不应该“捆死”公办学校而放开民办学校,因为这种不公平竞争导致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国退民进现象的大面积出现,事实上也会加剧社会阶层的固化
9岁女童是否只是众多猥亵儿童案的冰山一角;是否还有迎合王某某恶性犯罪的“掮客”行为;背后到底有无“幼女输送利益链”。这是本案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也是警方应当着重调查的方面
“人之所以必须生活,因为他需要帮助他人,而他人也需要他的帮助。”这或许才是思想史真正的原点,人们如何借着语言,跨越时空互相抚慰取暖
现代人的乡愁,基调是苦涩的,却有更深沉的悲剧色彩。因为,现代性本质上不允许重建任何传统。毁灭与创造共生,凤凰涅槃,现代性只存续于这样的过程中
要想将销售气瓶等同于非法买卖枪支,行为人的主观认知是个关键,不能因销售的气瓶最终被用来制作气枪,就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在非法买卖枪支
20年前曾被老师体罚,20年后拦路打老师,不论如何,常尧的行为都是错的。法律不允许随意殴打他人,也不允许私力复仇。但是,需要商榷的是,能否就此认定常尧构成寻衅滋事罪
目前虽众说纷纭,但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需要司法者给予正视,准确查明行为人的暴力程度、击打力度、击打部位、击打过程、持续时间、作案工具、认识程度、案件起因、事后态度等各个方面
此次恶性事件,不仅再次提醒家长需要对孩子严格要求,切忌对孩子的一些恶行过度宽纵,也提醒我们要有正确的教育观念,要避免因为过度关注导致对正常纠纷的过度放大,甚至扩大化
美国法学教育中有两点是完全正确的:其一是致力于教会学生“像律师一样思考”;其二就是让最优秀的学生去执掌各法律评论期刊管理和编辑权力,而这一权力,只能为期一年
无论哪种课程,都有其优势与不足,如何选择还是要根据你的定位与学习目标而确定。如果目的仅仅是出国留学,那么,不一定非要读国际学校、国际课程,国内的中学课程也是一种选择
虽然首相安倍晋三在“令和”年号中寄托了“文化产生并成长于人们心灵相通的美好过程中”这一含义,但不得不说,年号本身在未来日本的影响力很可能会越来越弱
所有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都需要预防腐败。同样重要的是,行骗者必须经过公正的程序被绳之以法、得有所报,而新的预防措施也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被制定出来以应对新的风险
引人注目的是,高职扩招表述并不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教育工作板块,而是“双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部分,显然,扩招100万,不是从教育角度出发的,更多是从国家的宏观大局出发,是从稳就业角度出发的
如果欠缺对未来的前瞻把握,对老年问题了解不多,对政策理解不深,特别保障力度不足,将会导致权益保护不够。但是如果太过超前或理想,也有可能导致法规无法实施,权利无法兑现
自2015年起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无缘数学奥赛第一。拿冠军并不能说明我们就优秀,但成绩连续大幅度下滑,至少说明我们的拔尖人才没有那么拔尖了
根据警方通报,虽然检方做出了不起诉处理,但仍认定赵宇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如果这是检方的真实态度,那么这样的认定显然并不能起到鼓励见义勇为的效果
目前,关于立法语言的规范运用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方面,知晓语言规律的专家,全程参与地方立法的不多,另一方面,立法者的盲目自信,重政治词汇的宣示意义,轻法言法语的严谨准确
检察官和辩护人如果都能牢记彼此同属于法律共同体,应承担起公共职责,或许彼此就更能多一点理解和尊重,整个司法的权威也会在这种相互理解和尊重中得以逐步提升
为了制止这种标点符号使用不一致现象进一步蔓延而造成更加难以统一的后果,有关主管部门应该立即宣布停止实行那个凭空设想的、要求引号和书名号的并列成分之间不用顿号的“规则”
水门事件危机是美国历史中一个低点。幸运的是,法律界、学术界以及政府内的改革者们, 将此事的认识,提升到了触及美国法律制度根本性问题的高度,导致法律职业伦理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先关注
别人是经过辛辛苦苦的、甚至冒着风险的调查写出来的,他没有调查,而是将别人的调查内容改头换面再写一遍,至多添上一些原文本身就蕴含着的、人所皆有的感想,就变成他的了,这是激起业界公愤的根本原因
在招生制度的改革上,理论上应该进行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这样更科学。但在中国目前的诚信环境下,一到招生的实践环节、操作环节,就变成非成绩评价的真伪问题,诚信的问题,公平的问题
招生诚信,不仅仅是招生部门的自律与监管问题,更需要每一个考生与家长的诚信、不作弊,才可能全面真正地落实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才可能让更多的特殊类招生渠道健康发展
问题的关键是,政府部门要切实担负起责任。不能对这枚隐形炸弹撒手不管,不加约束地放任他去继续威胁社会。“我们也没办法”不应该是当地警方的应对态度
政府主导立法的工作模式,导致民众面对法律的陌生与麻木,造成法律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滞销”以及与社会的疏远脱节,容易造成“立法就是政府管老百姓”的社会认知或人大不作为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