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能不能干预私人生活，能不能要求把生育、抚养作为公共义务，这个层面的讨论十分欠缺

我国可借鉴欧盟经验，尽快实施“分段统筹模式”，采取一地参保、期限累加、分段计算统一支取的原则，保障参保人权益，消除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

个人自选纳税地，是给纳税人衡量公共服务质量的机会，在激励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有积极意义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就是提供较低的个人所得税政策，无差别对待内外人才，各类市场急需的人才，让每一位人才有切实的获得感

回顾深圳发展的历史节点上，人才制度的突破成为改革的关键突破点。建议深圳降低个税税率，给创新企业、中小微企业免除强制社保和劳动合同法的适用

城市管理与地摊经济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地摊经济不是城市的“毒瘤”而是有温度的“毛细血管”

湖北振兴除了重大项目落地外，应有更多的制度供给，赋予湖北更多的制度创新权，让湖北站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希望在市场化原则下，政府承担兜底责任，推动核心企业与银行共同执行特殊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向供应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贷款和纾困政策，保护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助力实现保就业、保民生的重要目标

据推算失业和潜在失业人数可达1.75亿，年轻人房贷还款压力凸显。建议人民银行利用货币手段引导房贷利率下调20%-30%，疫情发生前购买的房产可根据申请，个人或家庭首套房延期还贷1-2年，给受疫情困扰的“房奴”以喘息机会

中国目前缺乏对于个人和家庭实际收入的可靠测定模式。缴纳个税的多少，并不代表其真实收入的多少

新冠疫情是百年未遇的全球性危机，各国政府都倾全力刺激经济。而给国民直接发钱被公认为最直接的纾困手段。建议释放国库库底资金3万亿元，给国民发放现金每人2000元，优先发给湖北人民

各地纾困政策的执行力和落实程度如何？政策越简捷，企业受益越直接，政策的执行效率越高

复工的着力点在稳定就业，下一阶段的政策目标将会倾向于保就业，政府将会出台一些更激进的优惠政策，但会有稳岗、稳就业的前提条件

各级政府出台的企业纾困政策实际效果未如理想，对于企业复工复产并没有直接促进作用。为此，政府应降低防疫级别、免缴近期社保费、鼓励劳资合作以及为企业提供防疫物资等，促进企业尽快复工

建议国务院按照全国联防联动机制协调模式，以信息化手段落实全国医疗物资的生产和配给，委托互联网企业快速建设医疗物资信息平台。实现国家采购，保障生产企业

政府更应该着眼于行业发展，产业链保护，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采取市场化的手段出台纾困政策

2019年国内消费税收入逆势跃进，过快的增速不应该作为值得庆贺的成果，恰恰是需要我们审视和节制的理由

2019年非常特别，有一些特殊的感受涌上来。外部环境剧烈变化，有些熟悉的词语又变得十分刺耳

当前面临国际环境的多方压力，国家加快开放步伐，向民营企业首先开放，注入活力，提升效率，这不失为一招英明之举，并不是“逼出来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