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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制造长期增长红利

2013年03月08日 10:09 来源于 《财新周刊》
做活体制外金融,给予恰如其分的监管,方能在增长动力不足的背景下,形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新的改革红利
陆磊
陆磊,现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央行研究局局长。1996年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2000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2004年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经济学博士学位。1995年起于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经济金融处、研究局国际金融处和招商银行研究部工作。曾在英格兰银行中央银行研究中心、澳大利亚财政部财政政策司进修、工作,并获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学者。曾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研究员;招商银行高级研究员、研究部总经理助理;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原广东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广东金融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战胜市场】(财新专栏作家 陆磊)推动中国经济最近12年增长的基本动力,可谓来自三大改革红利:一是低成本劳动力依托工业化和城市化,把中国塑造成世界工厂;二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在世界市场得以变现,并不可逆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三是以银行改革为主的金融改革,使中国的金融体系从可能引致经济崩溃的风险源,转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中国当下可能转入相对低的增长期,是因上述三大红利处于逐步消失状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弱化将是长期趋势。任何一国的全球市场份额上限铁律,致使产能过剩将是我们面临的主要增长困境。主要依赖银行体系提供融资,意味着金融资源“垒大户”以及具有创新力的中小企业无法或只能高成本获得金融服务。在更为隐蔽的层次上,过快的信贷增长实际上导致中国的债务已经处于“发散通道”——必须用14%以上的货币供应量增长才能获得8%的经济增长。虽然多数人担忧通货膨胀,但更令人忧虑的是企业盈利能力与过高的利息支出不匹配:刚性的利息支出已经增长到近7万亿元,明显快于社会融资总额的增速。利息支出与社会融资总额的比例已经上升到了45%。信用风险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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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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