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专栏作家 汪丁丁)学者的头脑,哈耶克分为两种,模糊型和清晰型。稍后,他补充了一个脚注:写“头脑的两类型”这篇随笔时,他未听说过伯林对学者的划分——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和知道许多小事的狐狸。哈耶克自认是一只刺猬。阿瑟也是一只刺猬,多年来,他跨越许多学科追踪研究的唯一重要的课题,可称为“路径依赖性”。
他是1946年出生的,现在他被称为经济学家,而且还在37岁时成为斯坦福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这些都是事实,但不是全部事实。我清楚地记得在阿瑟1994年新著《收益递增与经济中的路径依赖性》的开篇读到这样一则往事:阿瑟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时发现了经济生活中存在强烈的收益递增性并写文章论述他的发现(我读研究生时也读他的这些文章)。某一天——那时他在斯坦福大学粮食研究所任职,可能还担任生物系主任,他与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两位核心人物共进午餐(听上去是“求职午餐”),在他讲述了自己的“收益递增经济学”之后,一位经济学教授委婉地告诉他说,世界上没有收益递增这回事,另一位教授更坦率,可能是当时的系主任,他告诉阿瑟先生:即便有收益递增这回事,我们也不能承认它。这则故事,赫然写在开篇。于是这部作品立即入选我的个人藏书——今天,我更乐意收藏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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