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由学术的演绎特征
希腊人所高标特立的无用的知识如何可能成为知识呢？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实践出真知”、“一切知识归根结底来源于人的生活实践、生产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一切生活实践中产出的知识都是为了优化、指导进一步的实践，因而肯定是有用的。无用的知识何以是知识呢？希腊人的回答更加特别：一切真知识都必定是出自自身的内在性知识，来自外部经验的不算真知识(episteme)，只能算意见(doxa)。什么是真知识，什么是内在性知识？这就要说到希腊科学的演绎特征。
我们知道，人类几个最古老的文明都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并且产生了专职守护并传承这些知识的社会阶层(比如祭司、僧侣、文官等)。这些知识，有的事关国计，有的事关民生，但均是有用的知识，均是祖先生活智慧的结晶，均是经验知识。唯有希腊人奇花独秀，提出知识的本质是非经验的，从而发展了独具特色的演绎科学。
演绎科学注重内在“推理”，不重解决具体应用问题。什么是“推理”？百科全书说：“推理是使用理智从某些前提产生结论。”人们通过经验学习都可以习得从某些前提得出结论的能力。看到天上风起云涌，我们得出结论“快要下雨了”；看到大街上的人都朝一个地方奔去，我们得出结论“那地方出事了”；房间里的灯突然熄灭了，我们得出结论“停电了”。这些都是经验推理。这些推理多半是正确的，但也不一定。风云突变，甚至电闪雷鸣，也有可能不下雨；人们都朝一个地方跑，也许是抢购什么东西；灯熄灭了，也可能是灯泡坏了。但是，有些推理却必然正确，比如，“单身汉是未婚的”，“屋子外面要么下雨要么不下雨”。如此看来，推理作为知识的重要表现形式有许多种。有些推理不是必然正确，有些推理必然正确。希腊人看重的推理是内在推理、演绎推理，必然正确的推理。
演绎推理的根本特征是保真推理，即只要前提正确，结论必定正确的一种推理形式。三段论是最基本的保真推理。它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组成。希腊人最常说的三段论是：“人皆有死；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会死”。这个推理是由一般向个别过渡，结论所包含的断定不超出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因此，我们中国人容易把它看成是“废话”。是的，它确实是废话，因为只有废话才“永恒正确”。希腊人为了寻求“永恒正确”，不惜投入巨大的精力来研究“废话”。
“废话”何以能够构成“知识”、发展“知识”？这是我们理解演绎科学的一个关键问题。对于我们熟悉“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中国人来说，不容易明白知识如何按照“自身”的逻辑“自行”展开。希腊人的知识构建是通过推理、证明、演绎来进行的，而所谓证明、演绎，只是顺从“自身”的内在逻辑而已。
我们可以举芝诺悖论为例，来考察一下希腊人的证明性知识如何独立于经验进行构建。芝诺是巴门尼德的学生。巴门尼德提出“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或可译成“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作为他的基本立论，基于这个立论，他认为变化不可能，一切变化根本上是假象。芝诺为其师的立论提出论证，他想证明“运动是不可能的”。他一共提出了4个运动悖论，以此证明运动不可能存在。
第1个悖论叫做“二分法”。他认为，从A点到B点的运动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了由A点到达B点，必先到达AB的中点C；为了达到C点，必先到达AC的中点D；为了达到D点，必先到达AD的中点E……这样的中点有无穷多个，找不到最后一个，因此，从A点出发必须要迈出的第一步根本迈不出去。
第2个悖论叫做“阿基里斯追龟”。阿基里斯是荷马史诗中的英勇战将，迅跑如飞，芝诺现在要论证他追不上乌龟。芝诺说，阿基里斯为了追上乌龟，必须将到达乌龟起跑时的位置；可是，等他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乌龟已经在前头了。他若继续追，总是要先到达龟先前所在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总是离龟现在的位置有一段距离。无论龟跑得多慢，阿基里斯跑得多快，他也只能逐步缩小这个距离，而不可能彻底消除这一距离，因此，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龟。
第3个悖论叫做“飞矢不动”。他说飞着的箭在每一瞬间肯定在某一个空间位置上，而在一个空间位置上，意味着在这一瞬间它是静止的。既然在每一瞬间都是静止的，而时间又是由这些瞬间所构成，那么总的来看它是静止的。
第4个悖论叫做“运动场”，说的是三列物体的相对运动。一列物体相对于静止的一列物体运动了1个单元的空间，相对于运动的一列物体却运动了2个单元的空间。如果我们承认有一个最小的空间间隔的话，那么就会出现1个空间等于2个空间这样的悖论。
芝诺悖论采用的是证明的方法，但结论却与我们的经验常识相左。我们中国人很容易认为，芝诺悖论由于背离生活常识，只是一种廉价无聊的诡辩，不值得重视。但是，西方思想却没有轻易放过它。希腊人认为，结论是否荒谬并不要紧，关键是论证是否符合逻辑、符合理性的推理规则。如果他的论证不合逻辑、推理有漏洞，那自然应当放弃：如果他的论证没有问题，那就不能轻易放弃，相反，要以此追究我们的常识是否出了问题。事实上，芝诺悖论提出两千多年，一直没有被忽视、一直被讨论。由于涉及非常深刻的无限问题，对它的讨论实际上推动了无限数学的发展。
要深入理解芝诺悖论，需要考虑时间空间的连续性问题。在这四个悖论中，前两个是一组，后两个是另一组。前一组“预设”了时间空间是连续性的，因而可以无限分割：后一组“预设”了时间空间是不连续的，因而存在着最小单元。只有考虑到这两个预设，芝诺悖论才是合理的。他想说的是，时间空间要么是连续的，要么是不连续的，无论哪种情况，都显示出运动的荒谬性，因此，最好的结论就是，运动不存在。我们喜欢“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人会断然否定芝诺的论证，会认为我们只须起身在屋子里走几步，举起手在空中舞几下，就证明了芝诺是错误的。然而，希腊人不这么看。希腊人会认为，我们并不否认我们经验中的确存在着运动这回事，但是，正如芝诺所说的，它不合理、不合逻辑。因为不合理、不合逻辑，所以我们宁可相信它不存在，它是一个假象。要破解芝诺悖论，不能诉诸经验、常识，只能诉诸进一步的理性论证。
希腊人亚里士多德对芝诺悖论做了一个破解的尝试。针对“二分法”论证，他说，我们固然不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与数量上无限的事物相接触，但是，我们却可以以无限的时间点与数目无限的事物相接触。只要时间和空间都可以无限分割，那么在有限的时间内经过无限数目的点是可以的。
我们暂且不论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是否正确——这个论证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也有其局限——我们着重看一下理性知识的建构过程。很显然，在理性论证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会运用三段论，从前提推导出结论，另一方面，我们分析一个命题一个断言所包含的“预设”。前一方面是明面上的，是简单的，另一方面则是隐蔽的，是复杂的。正是后一方面，使我们见识到所谓“废话”是如何能够自我构建为知识体系的。
芝诺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的质疑，都是在理性规则的指导下，拓宽一个问题领域的逻辑空间。这种拓宽有时候是顺着的，比如，芝诺说，两点之间总是有一个中点，于是在迈步者的前面就有无限多个中点需要经历：在有限时间内经历无限个点是不可能的；因此，由一点运动到另一点是不可能的。亚里士多德的拓宽是逆着的：你说“两点之间总是有一个中点”，那就意味着你承认了空间的连续性；你承认了空间的连续性，最好也同时承认时间的连续性；你承认了时间的连续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无限多个时间点；以无限多个时间点去接触无限多个空间点，是可以的。亚里士多德的质疑的关键在第一步，即追究到芝诺论证中的预设。对预设的追究，是演绎科学之所以能够提供“新知”的关键。
演绎推理貌似重复一些废话，但希腊演绎科学的确提供了“新知”。希腊数学和希腊哲学的伟大成就就是明证。没有人敢说希腊哲学和希腊数学都只是一些人人皆知的废话。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演绎推理是由一般向个别推进，因而展示了多样性，就此而言是提供新知的。但是，你可以说这些“新知”其实并不“新”，实际上是“旧知”。是的，从根本上说是“旧”知，但这些“旧”知因为被掩盖着、遮蔽着，并不为我们所“知”。
智者曾经讨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学习悖论，意思是说，我们究竟对我们正在学习的东西是懂还是不懂呢？如果是懂的话，那么学习是不必要的；如果不懂的话，那么学习就是不可能的。在《美诺篇》中，柏拉图对此问题做了一个著名的回答。他说，我们的确只能学习那些我们本来就懂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还要学习呢？那是因为，那些我们本来就懂的东西后来给忘了，而学习不过就是把它们重新记起来，因此，学习就是回忆。为了证明“学习就是回忆”，苏格拉底还喊来一个奴隶小孩，现场让他计算二倍面积的正方形边长，结果在苏格拉底的循循善诱下得出了正确的结果。柏拉图以此表明，奴隶小孩本来就懂得几何学，但他并不知道自己拥有这些知识，经过苏格拉底的启发，他回忆起来了。
这个学习悖论的柏拉图式解决听起来不可思议。当然，我们若是从经验心理学意义上来理解柏拉图的这个“学习即回忆”的理论，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这个理论却可以非常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演绎科学何以能够提供“新知”。“新知”本质上是“旧知”，但因为我们的“遗忘”、“遮蔽”，当它们被重新挖掘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新知”。
希腊思想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秘密，那就是，我们生活在遗忘和遮蔽之中，遗忘和遮蔽是我们生活的本质。这个说法可能有些深奥。如果通俗地说就是，我们的存在是一种条件性存在，这些条件决定了我们的存在状态，决定了我们之所是，但通常我们对这些条件并无意识。然而，只有通过追溯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世界是怎么回事，因为世界的存在也是条件性的。
人们常说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经验一定也是有条件的。是什么让经验成为可能的？特定的经验基于何种特定的条件？我们相信“百闻不如一见”、“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可是，我们的“看”并不是赤裸裸的、中性的。我们的“看”是条件性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先决因素。同样一个东西，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下，能“看成”不同的东西。因此，真正的理解经验，我们必须回到使经验成为可能的先验条件那里。正是这些先验条件使经验成为可能，使经验成为它所是的样子。
我们的经验中有这样的说法：脑袋像一个圆球那样，可是脑袋并不是一个真的圆球。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在起作用，那就是我们必须先有“圆球”的概念，我们才能说“脑袋像球”以及“脑袋不太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根本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圆球。我们能够找到的都是像脑袋这样有点圆但又不绝对圆的东西。如果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的话，那“圆球”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柏拉图明确宣布，圆球的知识属于一个超验的领域，我们是通过概念的内在演绎获得圆球的知识的。何谓“圆”？“圆”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被定义出来的：“圆是这样一条曲线，它上面的每一个点都与一个叫做圆心的点保持相同的距离。”我们在做这个定义的时候，根本不用实际上用圆规画一个圆来。事实上，圆规画出来的也不是真正的、绝对的“圆”。相反，圆规画出来的东西之所以被叫做“圆”，乃是因为“圆”这个概念事先已经被规定出来了。
不仅“圆”如此，我们经验世界中的一切东西无不如此。因此，要恰当理解我们的经验世界，我们需要进行先验追溯。在先验追溯之中，我们发展我们的知识体系。这样的知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科学。
作为先验追溯的演绎科学所提供的知识之所以显得是“新”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向对于我们自身所拥有的知识没有觉察。这些知识深藏在我们的灵魂内部，是一向属于我们“自己”的。正是因为一向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正因为一向属于我们，学习这样的知识，也就是在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你自己，就是在追求自由。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当人们意识到现代科学出现在现代西方，是因为它们继承了希腊演绎科学的基因之后，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只有希腊人创造了演绎科学？”我想，没有把“自由”作为理想人性进行不懈追求的民族，很难对演绎科学情有独钟、孜孜以求。我们的祖先没有充分重视演绎科学——不关乎智力水平、不关乎文字形态、不关乎统治者的好恶，而关乎人性理想的设置。我们的“仁爱”精神，使我们走上了不同的人文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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