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就是希腊人的“人文”

　　吴国盛|文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提要：希腊人以“自由”为理想人性，以“科学”为人文教化的手段。“科学”就是希腊人的“人文”。“自由”即成为“自己”，而“自己”只能通过“永恒”不变者才可达成。追求永恒的“确定性”知识于是成为一项自由的事业。作为自由的学术，希腊的理性科学具有非实用性和内在演绎两大特征。自由的科学为着“自身”而存在，缺乏外在的实用目的和功利目的。自由的科学不借助外部经验，纯粹依靠内在演绎来发展和展开“自身”。

　　一、知识即自由

　　希腊是一个城邦民主制的奴隶社会，自由民享受充分的政治权利，是城邦的主人。希腊人多次自豪地说：“我们的国家没有统治者，每一个城邦公民都是统治者。”希腊人也多次为自己是自由的人民而自豪。对希腊人而言，奴隶是一种不幸的存在者，因为他们没有自由。尽管长得跟人一样，也会讲话，但奴隶不算真正的人，因为在希腊人看来，人的基本规定就是自由；在希腊人这里，“人”的反义词是“奴隶”。正像中国人骂某些无情无义之人为禽兽，希腊人乃至现代西方人骂某些不懂自由的人为奴隶，都是相当严厉的指责。

　　然而，要真正理解、领悟自由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常常把自由简单理解成不守规矩、不受约束、任意胡来，这当然是对自由的大误解。实际上，在西方历史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自由”也有不完全一样的内涵。西方的普通人也容易把自由简单理解成“为所欲为”，这跟中国普通人在理解“仁爱”时容易发生偏差(比如溺爱、愚忠、乡愿等)是一样的。高扬自由之大旗的希腊人，是如何理解“自由”的呢？

　　希腊人着眼于“知识”来理解“自由”。对我们来讲，这特别令人意外、令人不解。近代的斯宾诺莎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说的基本上是希腊人的意思，也是把“自由”落实到“知识”上。但是，我们通常是这样理解斯宾诺莎的：我们认识了必然，从而就获得了征服必然的力量，因此我们就自由了。比如波普尔也有这样的说法：“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基本上是这个意思。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解，我们常常把斯宾诺莎的说法改成“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在这样的理解中，自由被看成是一种征服的、“为所欲为”的能力，是一种“解放”。

　　这个理解并不是希腊人的，而是现代人的。现代人信奉“知识就是力量”，或者“知识服务于力量”，因此并不把“知识”本身看成是最高的目标，而只是达成“力量”、“解放”的手段。希腊人不一样。希腊人认为知识本身就是最高的目标，获得知识就是获得自由。

　　如何理解获得知识即获得自由呢？这里涉及希腊人对“知识”的看法。在现代汉语里，“知识”一词已经很平庸了，对什么东西知道点什么的人都可以说(关于什么东西)是有知识的。但是，希腊人的“知识”(Episteme)包含了更多的独特的意思。总的来讲，希腊人所谓知识，是确定性知识、内在性知识，不是一般的经验知识。

　　我们从德尔斐神庙里一个著名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开始，探讨一下希腊人独特的知识论传统。在这个神谕里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自己”，一个是“认识”。“自己”、“自身”其实就是“自由”，但希腊人对“自己”的把握是通过“认识”而获得的。不是通过“顿悟”，也不是通过实践，而是通过“认识”。这样一来，希腊的“认识”也被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即认识是追随知识“自己”、知识“自身”的，因而本质上是一种内在性认识。

　　历史上，德尔斐神庙的这个神谕被认为是苏格拉底提出来的，或者至少是他将之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一个大问题的。人们都说，苏格拉底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相当于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确实如此。苏格拉底的旷世贡献是把一种知识论传统确立为西方的正宗传统，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讲到的西方大传统的开山宗师就是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在把知识论塑造成西方的正宗方面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始终不渝、坚定不移地把追求知识、追求真理作为最高的“善”，甚至，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对中国人而言，德性是一回事，知识是另一回事，德性总是高于知识，而苏格拉底却把知识与美德相等同，“有知即有德”、“无知即缺德”。由于知识是最高的善，因此实际上是任何道德的基础。

　　知识为什么是最高的善？知识何以能够充当一切道德的正当基础呢？秘密在于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不是一般知道点什么、懂得点什么、了解点什么，而是通往“永恒”的唯一途径。苏格拉底反复使用为他所特有的那些方法——辩证法、助产术、下定义等，只为了表明一件事情：知识并不只是接近“事实”，而是接近事实之中含有“永恒”要素的东西。这些个“永恒”的要素即使在事实消失之后仍然存在，比事实更坚硬。这才是知识之所以成为最高追求的根本原因。

　　苏格拉底的这个思想当然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由来有自。从泰勒斯开始的希腊思想家一直在把握世界的统一性上做文章，并且在做文章的过程中，突出了变化与不变之间的尖锐矛盾。如果世界真的充满了变化，那么同一性如何保证？如果没有同一性，如何把握世界的统一性？巴门尼德突出了“变化”的不可理喻，从而断然否定了“变”，而声称世界是“一”、是永恒不变的。据此黑格尔甚至认为，巴门尼德才是开辟希腊理性主义的第一人，是希腊哲学的真正开端。但是，我们的经验世界的确充满了变化。在苏格拉底之前，在(经验的)“变”与(理性的)“不变”之间已经出现了好几种调和方案。一种是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一种是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说，再就是原子论。所有这些调和方案，都是把大千世界多样的变化，化解、还原为某种不变东西的少数几种样态变化。四根说中四根是不变的，但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进行结合；原子论中原子是不变的.但原子可以有多种排列和组合的可能。但是，追究变化背后不变化的东西，是希腊科学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

　　苏格拉底把这个“尊崇不变”的原则进一步深化，用定义的方法得出“一般本质”的概念。他的学生柏拉图又进一步把这个“一般本质”提升为“理念”。理念之为理念就在于它是永恒、不变、完整无缺的，它是事物的理想状态，是事物之所以被理解的根据。怀特海说过，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就是对柏拉图的注释史，是说整个后来的西方思想都一直活动在这个思想脉络里。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本质在于寻求不变性、确定性。知识、科学的本质在于确定性。

　　永恒不变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值得追求呢？因为它独立不依、自主自足，它是“自由”的终极保证。只有永恒不变，才有“自己”。持守“自己”就是“自由”。“认识你自己”就是追求自由的最后根基。

　　中国文化缺乏一个明确的“自己”概念。对中国人而言，整个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人都是这个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不能独自存在，只有在整个有机体中才能发挥它恰当的作用。进而言之，整个宇宙是一个生命之流，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只是这个生命之流溅起的一个浪花。任何事物之所“是”，不是因着事物的“自身”，而是生命之流的“势”“时”“史”共同造就的。因此，严格说来，事物并无一个“自己”，都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对中国文化而言，“自己”不是一个原初的、基本的东西，而是派生的、可有可无的。强调“自己”往往是有害的，对社会对个人都是如此，因此“自己”往往是一个负面的词汇。许多带“自”的成语都是贬义的，比如“自私自利”、“自作自受”、“自取灭亡”、“自以为是”、“自暴自弃”、“自不量力”、“自高自大”、“自鸣得意”、“自命不凡”、“自欺欺人”，等等。中国人对究竟什么是“自己”其实并不太在意。

　　西方思想着眼于“自己”。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本性”(nature)，“本性”是属于事物自己的。追求事物的“本质”、“本性”，就是追究事物的“自己”，这是理性的内在性原则，即从自身中为自身寻求根据。

　　为了理解“自己”，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中西方对于“身份”的规定。对中国人而言，所谓“身份”即社会地位，它处在变化之中。你出身贫民，但可以勤奋刻苦地读书，最终考取功名，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你是富贵人家子弟，但富不过三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当我们讲“身份”的时候，并不是对个体的一种确定性的识别，而是对“当下”社会地位的一种认同。这就是中国网民们经常自嘲的，“你不要以为自己有身份证就是个有身份的人”。

　　西方人讲身份用的是Identity一词。这个词还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认同、识别，一个是同一性、恒等性。这几个意思共同附着在同一个Identity身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西方人“身份”的含义：所谓“身份”，就是可以帮助识别一个人之为一个人的那些稳定同一的东西。不论是生物学意义上还是社会学意义上，人始终处在持续的变化之中。可是，当我们说一个人在变化的时候，我们预先设定了是“同一个”人在变化，如果不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就谈不上变化。因此，在我们谈论变化的时候，我们已经预设了“同一性”。西方人讲“身份”讲的就是这种被预设了的“同一性”。在现实中，这种同一性通常通过相貌来确认，因此，西方的ID一般是Photo ID，也就是身份证一般是有照片的。尽管人的相貌每天都有变化，但还是能够通过照片将他或她的“同一性”即“身份”辨认出来。

　　从西方人的身份概念可以看出，所谓“自己”、“自身”根植于“同一性”、“确定性”，因此，以确定性、内在性为根本特征的希腊科学(知识)，是通往“自由”的必由之路。获得知识即获得自由的意思是，通达了永恒的理念，就通达了任何事物包括认识者本人的“自己”、“自身”，因而也就通达了“自由”。“自由—科学”构成了希腊人的“人—文”。在希腊人眼里，科学既非生产力也非智商，而是通往自由人性的基本教化方式。没有对科学的追求之心，你就不配做一个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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