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志英 陈晓雪|文
2015年12月1日是第28个世界艾滋病日。自中国在1985年出现第一例艾滋病例，中国的艾滋病感染病例在30年间快速增长。截止到2015年6月30日，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病例715051例，死亡169300人，其中性传播逐渐成为HIV病毒感染的主要途径，男男同性性行为群体，尤其是在青年人的男同群体成为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
30年逾71万感染者，艾滋病渐入平常人家
1985年6月，一位阿根廷游客在入住协和医院不久后死亡，后被证实为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例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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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2014中国艾滋病各传播渠道所占百分比 |
数据来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性病控制中心
而中国本土最早集中爆发的艾滋病例出现在云南。1989年，缅甸、泰国当时的艾滋病流行。一位云南省卫生防疫站艾滋病科的科长在戒毒所里采集了50例血液样本，发现26例呈阳性，事情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接下来全部排查后查出了146例艾滋病感染者。其主要感染途径都是注射吸毒。到了20世纪90年代，河南、安徽、湖北等中部地区的卖血群体曾集中爆发艾滋病疫情。这两个群体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艾滋病疫情的重要防控群体。
1985~2005年间，毒品注射传播和血液传播分别占HIV病毒感染的44.2%和29.2%，中国医科大学尚红教授与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张林琦教授今年10月在《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发表的研究显示。
10年前的数据表明，中国HIV病毒的传播范围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一些高危人群中，包括静脉注射吸毒人群、曾经捐献过血液和血浆的人。
最新的调查表明，性传播已经成为最主要渠道，HIV病毒的传播范围已经不断扩散至男男性交者以及女性性工作者，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高危人群，而逐渐延伸至普通人群。
监测数据显示，毒品注射传播和血液传播两种方式在2015年的新增HIV病毒感染病例中的占比已下降至5.3%和0.04%。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景军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表示，毒品注射传播和血液传播相比较其他渠道已得到明显控制。
景军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性艾滋病性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数据指出，性传播造成的新增HIV病毒感染人数占比1985~2005年间的11.6%增至2015年的92.5%，成为HIV病毒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其中，男男同性性行为传播数据从0.3%激增至27.2%，增长近91倍，而同时期的异性性行为传播增长为6倍。
在性传播途径的艾滋病感染病例中，男同群体成为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尚红和张林琦的研究显示，中国男男同性群体中的HIV阳性携带者只有很少一部分（4.9%）对其一夜情的性伴侣告知其感染艾滋病的实情，相比之下，配偶和固定性伴侣的知情率为44.1%~43.9%。与此同时，该群体分别有45.7%、10.9%的人与同性恋者、异性恋者发生过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
“这些行为，不仅把他们的性伴侣、妻子儿女置于HIV感染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的危险之中，也增加了不同亚型病毒多次感染和之后的病毒重组几率，使得HIV病毒的遗传复杂性和抗药性也会不断增加，给有效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和疫苗的研发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尚红和张林琦两位学者在研究中写道。
青年学生成新增重灾区
中国艾滋病增长的另外一个特点是，15~24岁的年轻人感染群体增长显著，成为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
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教授程峰告诉《知识分子》，从2011年开始，中国青少年新增艾滋病感染病例每年以超过30%的速度增长，“现在平均增幅是35%”。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显示，2014年，全国15~24岁年龄段新增报告艾滋病人数为1.5万多人。今年最新的数据也显示，中国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增长较快。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表示，今年1到10月，已有1.4万多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0%左右，而“2011年到2015年，我国15～24岁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净年均增长率达35%（扣除检测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学生感染发生在18～22岁的大学期间。
11月26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2015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崔丽指出，青年是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2015年1~10月份共报告2662例学生感染者和病人，比去年同期增加27.8%”。
值得注意的是，在15~24岁的群体中，全年龄范围表现出的以男男同性恋为主的HIV流行特点也表现明显。吴尊友指出：“在15～24岁群体中，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占到96%，男男同性传播占到57%。”
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张林琦研究艾滋病防治工作多年。他认为，年轻人群体HIV高发的主要原因，在于年轻一代处在更开放、便利的性接触环境中，对性的态度更加开放，但缺乏对性知识、保护措施的了解，并不真正知道感染艾滋病的严重后果，因此造成了现在感染人数剧增的严峻局面。
“更安全的性”成防艾新挑战
过去30年的数据表明，中国艾滋病传播的总趋势是，“由异性和同性传播渠道感染的艾滋病直线上升，毒品注射和采集血浆、血液制品以及输血导致的艾滋病感染比例大幅度下降，同时母婴传播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感染渠道不详的病例越来越少。”景军说。
景军认为，一方面，政府行为在控制毒品危害和保证医用血液安全方面，发挥了有效的作用。“这两个领域涉及公共生活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都是行政手段可以直接使用的政府治理空间，因此静脉吸毒、采供血的传播途径已得到明显控制。而涉及到私人生活空间经性渠道传播艾滋病的问题反而不好控制，需要更多的教育措施。”景军解释说。
“整个艾滋病在中国蔓延的新趋势是对公众科学知识的挑战、行为方式的挑战”，张林琦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中表示，我国在公众认识水平、有效的防治手段和科研投入力度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与美国等国家相比，中国艾滋感染者的知晓率，也就是自知率还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张林琦提供给《知识分子》的数据显示，美国艾滋感染者的自知率约在90%以上，中国可能只有30%~40%，而根据《中国青年报》2014年12月的报道，美国艾滋感染者的知晓率为75%，我国估算为54%。
潜在的社会歧视是影响中国艾滋病感染者自知率较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张林琦分析认为，有些人是因为不想知道自己是感染者，因为担心检测出来后根治不了却还要受歧视，找不到工作。“但这同时也意味着错过了接受治疗和关爱的机会，增加了传播的可能，形成了一个非常负面的链条反应”，他说。
而社会歧视存在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公众对艾滋病的传播方式还并不了解。实际上，艾滋病毒的传播主要是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等三种主要的方式。“正常的握手、一起吃饭，根本就不会传播艾滋病……哪怕是性行为，只要进行保护，也可以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有效保护。”张林琦说。
他建议，政府在宣传艾滋传播相关知识、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还要在相关法规制定上消除歧视，特别是明确歧视的法律责任，这样潜在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才可能站出来，不再隐藏自己，主动接受治疗。
而在男女之间、男男之间的私人性生活领域，政府的行政干预并不是最有效的手段，多位学者表示，这时更需要更多带有教育性质、有说服力、可以改变人们观念、行为的一些创新方法和手段。
张林琦建议，政府应加强性教育方面的知识，促进安全套的使用以及有效预防感染艾滋的措施，鼓励个人和群体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主动采取保护措施，爱惜自身，珍爱伴侣，在正确知识指导下采用正确的性行为方式。
程峰从性的角度介绍了预防艾滋病的“ABC”原则。其中A代表Abstinence， 禁欲。“如果你没有性活动的话，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的危险就会降低的很多”，程峰说。鉴于性与爱是人生的永恒主题，要实现这点并不现实，这时可以对自己的性伴忠诚一点（Be faithful），“性伴多的话，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的机会就越大”。“如果这两点都做不到，一定要用安全套（Condom），特别是正确使用安全套，”程峰说。
针对于一些特定人群，尤其是男同人群，张林琦表示，“这并不是简单的医学生物学、社会学，还涉及心理感受，比较复杂。”在中国，同性恋依然被视为异端，许多同性恋不愿意暴露其性取向，隐瞒自己的身份。他认为，“其实根本的问题在于对同性的认同、法律保护问题”。不过，与西方相比，中国现在要想改变对同性恋的观念还比较困难，“首先是要在进行性行为的时候必须保护自己，保护别人”，张林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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