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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在社会里的公司——重温德鲁克

2016年01月16日 11:34 来源于 财新网
公司的规模越大,它必须承担的社会职能就越重要。猎食者之所以不利于社会,因为它们不在乎法律尚未界定的与公司利益相关的其他各方的偏好
汪丁丁
财新传媒学术顾问,财新网“丁丁随笔”专栏作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财新网】(专栏作家 汪丁丁)最近宝能万科的股权之争引发了至少一篇可以引发更多思考的文章——陶景洲,“‘宝万之争’背后的股东信誉问题”(《财新周刊》2015年第50期)。以及,与陶景洲文章主旨密切相关的博客文章——刘胜军,“宝能万科之争:我为什么支持王石”(财新网2015年12月21日)。公司是嵌入在社会之内的,所以,它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能——这是德鲁克1943年写作《公司的概念》之初衷。凭借金融手段猎食公司,确实可能迅速聚敛财富。这种方式,被称为“新金融资本主义”。财富不能无中生有,追究根本,猎食者聚敛的财富,来自被猎食的公司在它嵌入的本土社会里长期投资形成的“社会资本”——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定义过:就社会网络而言,“社会资本”就是有利于人际合作的全部社会因素之总合。我们甚至可以据此定义资本市场里的“猎食者”,它们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法王路易十五的那句名言“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因此,凡无法律界定从而法律不能禁止掠夺的社会资本,都可能成为猎食者的目标。

  怎样的公司可能成为“百年老号”?古今中外,一家公司,不论它崛起的速度如何迅猛或缓慢,最终决定它是否长期存续的因素——呵呵,这一命题几乎就是逻辑学家所谓“重言式”(tautology)或北京人口语所谓“废话”。决定公司是否长期存续的因素,首先是公司的决策视野是否具有长期性。让我们假设有两家公司,甲和乙,公司甲的决策基于长期发展策略,公司乙则只遵从尽可能短期的行为策略。例如,甲的长期策略之一是与社区居民建立良好关系——提供或参与各种社区服务和志愿者组织,尤其关注环境保护与伦理建设,用中产阶级喜欢的语言,公司甲努力要成为一家“绿色公司”。不难想象,公司甲的投资,相当一部分是社会资本投资。我看到的享有社会声誉的房地产公司,不仅建房而且通常要为自己建造的小区提供令人满意的物业管理服务。因为,一方面,这里存在不容忽视的“economies of scope”(参照“规模经济效益”勉强直译为“范围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基于长期发展策略。目前流行的网络医疗服务,提供这类服务的公司更需要有长期发展策略并投资于社区。

  自从人类有了交易活动,根据哈耶克关于“catalactics”(交换)的希腊词根的考察,最初的交易发生在朋友当中,与陌生人无关。事实上,我们日常生活大部分重要的交易,例如汽车、住房、医疗、教育、各种保险以及任何一项耐用消费品(冰箱、彩电、洗衣机),总是包含了许多必要的后续服务,因而不是一次完成的。这两种情形,经济学教科书曾经有过明确区分:一次可完成的交易称为“exchange”,包含后续服务的交易称为“trade”,二者统称“transaction”。由于交易包含后续服务,交易伙伴倾向于维持长期关系,而长期关系必须基于信誉。对公司或个人而言,信誉是一种社会资本,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种。通常,例如日本的商家,信誉与短期行为无关,而且,信誉与广告无关,许多注重信誉的商家甚至拒绝做广告,信誉在社会网络里主要以“口传口”或“回头客”的方式传播。

  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1993年第四版“前言”里指出,“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职能”或“嵌入在社会之内的公司”,这一命题及其荣誉毫无疑问应归于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1835年上卷、1840年下卷)。此外,两位国内学者201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将社区与结社的理论回溯至托克维尔(李亚平、严华,“结社理论与实践之探微”《兰州大学学报》第39卷第6期2011年11月):同时托克维尔预见到,“政府当局越是取代社团的地位,私人就越不想联合,而越要政府当局的援助……这样下去,凡是一个公民不能独自经营的事业,最后不是全要由公共的行政当局来管理吗?……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到处都代替社团,那么,这个国家在道德和知识方面出现的危险将不会低于他在工商业方面发生的危险。……一个民族,如果他的成员丧失了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大事业的能力,而且又没有养成共同去做大事业的习惯,那它不久就会重回野蛮状态,因此,必须使社会的活动不由政府包办。”

  据那国毅《百年德鲁克》叙述,在撰写《公司的概念》这本书的时期,德鲁克与“通用汽车”总裁斯隆保持对立态度(这一对立态度也见于德鲁克为这本书写的序言),因为,德鲁克的基本态度是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职能,而斯隆认为公司只应追逐利润。这两位朋友之间的这一对立态度,使德鲁克的这本书必须推迟发表。2009年6月1日,通用汽车公司向纽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最终,那国毅认为,在半世纪之后,通用汽车的破产证实了德鲁克公司理论的正确性。我相信,这两位伟大人物的这次争论已被收入MIT“斯隆商学院”的教案。我浏览中文网页关于通用汽车破产原因的论述,注意到这些论述只提及通用汽车担负的员工福利过于沉重以致难以为继。其实,这正是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里预言了的后果:如果公司不能成为本地社区的一部分,它就只能独自承担员工福利,尤其是退休员工的养老福利以及医疗开支。不仅如此,德鲁克甚至预言通用汽车将于1990年代宣告破产。也就是说,通用汽车坚持的时间比德鲁克预言的长了十年,但还是破产了。在《公司的概念》1993年第四版前言的结尾处,针对通用汽车在广泛领域内收购各类公司的策略,德鲁克这样嘲讽或警告通用管理层:遵循管理学上最古老的误识:如果你无力经营你的企业,那么就去购买一家你毫不在行的企业。德鲁克指出,这样的策略不可能改变通用汽车走向破产的命运。

  公司的规模越大,它必须承担的社会职能就越重要。惟其如此,才有了所谓“steak holders”(利益相关的诸方)这样的观念。猎食者之所以不利于社会,因为它们不在乎法律尚未界定的与公司利益相关的其它各方的偏好。所以,宝能与万科的未完结案例提醒我们重温德鲁克的教导:当大公司崛起并且不能融入本土社会时,本土社会将逐渐解体。

  作者为财新传媒学术顾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黄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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