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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中国经济下一步如何走

2016年06月22日 10:40 来源于 财新网
通过刺激资产市场支持经济增长的风险相当大。短期内在宏观层面去杠杆基本没有可能,微观上去产能必须强化市场纪律,化解那些负债率高、产能过剩严重的僵尸企业
黄益平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 兼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特公共政策学院Rio Tinto中国经济讲座教授,为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曾经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General Mills经济与金融国际访问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主任、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Serica投资基金董事、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和巴克莱董事总经理/亚洲新兴市场经济首席经济学家。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

  【财新网】(专栏作家 黄益平)中国经济下一步如何走?继续刺激还是攻坚改革?结构改革步伐缓慢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大家都不愿意改革,都希望最后依赖货币政策刺激。通过刺激资产市场支持经济增长的风险相当大。短期内在宏观层面去杠杆基本没有可能,微观上去产能必须强化市场纪律,化解那些负债率高、产能过剩严重的僵尸企业。政府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就是能否真正强化市场纪律、做到公平竞争。

  去库存政策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些成效,房地产投资有所回暖与此有关。

  去杠杆,短期内在宏观层面很难见效,微观上要对僵尸企业下手。

  从国际经验来看,去杠杆的难度非常大,成功率很低。一般来说无非是两条途径:一是通过经济危机甩掉坏账,二是企业通过违约化解债务。当然,还有一种模式叫债转股,但债转股效果如何,取决于主导债转股的机构的能力、资源和市场环境。

  从宏观层面来看,看我们常用的M2/GDP、总债务/GDP等指标来衡量的高杠杆率,近期内看不到去杠杆的可能性。现在M2的增速13%左右,GDP增速6.9%,假设缩减指数0。现在分子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分母的增长速度,显然杠杆率还在上升。要把这个比率压下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分母长得快一点,让分子长得慢一点。但短期内有没有可能把M2的增长速度压到名义GDP的增长速度以下?几乎没有可能。当然这个指标是否合理,也存在一些疑问,因为总债务和M2都是存量指标,而GDP是一个流量指标。

  在近年的五大经济政策任务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去产能。目前确实有很多僵尸企业,政府经常抱怨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家也怨声载道,融资成本攀升让实体经济举步维艰。所以政府在过去一、两年,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根据我们的研究,金融支持不支持实体经济的主要原因不是金融资金在空转。整体信贷增长没有明显下降,但是GDP增长明显在走低。也就是说,同样的信贷能支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已经下来了,资金的利用效率在下降。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经济中存在很多本应关门的僵尸企业,它们依然在吸取“信贷”资源,却没有创造新的经济活动。我们也看到在很多僵尸企业比较多的地方,民营经济不太发达,创新活动很少。这一现象在东北比较突出。

  深圳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经济有活力、创新也活跃,金融也在积极地支持企业发展。深圳经济活跃的原因很多,但深圳自2003年以后就再没有主要国企拖累,经济发展环境宽松、政府强制干预较少。因此,僵尸企业能否有序破产退出,对供给侧改革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相较其他领域,金融改革常有单兵突进,领改革之先,但现在水深步缓确实明显制约了经济发展。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出多年,目前任务还剩下两个:一是风险定价,二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利率市场化步伐缓慢有很多具体原因,与市场存在很多软预算约束的企业紧密相关。这些软预算约束的企业特别是僵尸企业的存在不仅影响总体经济增长,还严重压制了资金资源效率。因此说,去产能很重要,而去产能的核心是要让僵尸企业退出市场。但去产能碰到的首要问题是,由谁来判断哪些是僵尸企业?如果是通过增强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去产能,最后能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其实很难说。

  归根到底,改革是否成功,检验的标准非常清楚,目前看落在两个点上:第一是支持已经失去竞争力的旧产业和企业快速、平稳地退出。这当然包括去产能,而去产能主要难在两个字:人和钱,即人往哪去、钱从哪来。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去产能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这个问题恰恰最难办。我觉得中央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是设计和创造更多的有效的机制,支持创新和产业升级,包括金融改革与创新。金融改革最后要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在不同部门不同企业之间,达到资源配置的效率。第二个要创造很多新的融资形式,满足创新和升级的需要。我们常说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其根源就在于金融系统里的双轨制。

  未来中国经济会怎么样?我的看法是谨慎乐观。乐观来自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我对它的乐观更多的是对市场的信心。现在中国经济有很多困难,但凡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经济都还可以。即便江浙这一带,现在困难很大,但企业家们都在艰难地努力,他们能够走过来的可能性很大。深圳和上海都迈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行列。市场的前景非常大,只要政府不强制性地限制市场的作用,沿海地区的经济会继续往前走,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第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在短期内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过去金融部门、国企部门积累了很多风险,这也考验政府能不能在碰到较大困难时做出有决断性的处置和回应。

  有风险当然值得担忧,我们希望尽可能地避免任何灾难性的事件,这就要求政府在风险与稳定之间取得一个好的平衡。比如去杠杆,不去杠杆,风险总有一天会爆发,但如果现在强制性地去杠杆,也许风险就提前爆发了。但我想说的是,即便发生一次小概率的金融不稳定事件,也不会是世界末日,韩国就是发生了金融危机以后走出来的。很多国家恰恰是在经历了危机之后,才加快了改革进程。因此,我们要严密防范危机,但对一旦发生金融不稳定事件,也需要有预案,这一点,对国家很重要,对企业很重要,对个人同样很重要。

  最后,中国经济改革就是两个双轨制,一个是国有企也和民营企业的双轨制,一个是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双轨制,这两个双轨制导致了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结构失衡越来越严重。2011年我们在之前的研究中曾经提出,中国经济将面临下一次转型,从过去的经济奇迹走向常规发展,今日用时髦的说法则叫“新常态”。在我们当时的设想中,所谓的常规发展,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会越来越接近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模式。

  那么,什么图景符合关于十年后的中国经济猜想?十年前的中国,纺织女工在织机前成排劳作、钢铁工人勤作冶炼、大型购物中心鳞次栉比。十年后的中国经济,我的展望是是工厂里智能机械代替人工、电子商务和物流高度发达,当然以及可能会面临当前日本社会所经历的人口老龄化。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本文为作者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鸿儒论道”的演讲,经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陈华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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