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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网络空间与安全问题的观念基础初探

2016年08月22日 13:38 来源于 财新网
可以听文章啦!
赛博空间安全问题的本质是大国博弈。这一命题意味着,当我们讨论安全问题时,切不可追随那些低级情报分析而流俗于各种“阴谋论”的想象
汪丁丁
财新传媒学术顾问,财新网“丁丁随笔”专栏作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财新网】(专栏作家 汪丁丁)这样的标题意味着,首先,这篇短文是“初探”而不是学术作品,其次,它的主旨是要澄清一些基本观念的来源以及当这些观念被运用于中国社会现实情境时发生的翻译问题,当然还有,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政策误导。对人类而言,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政策是集体行动,虽然通常不能但最好以正确的观念为先导。这里探讨的,是“网络空间”观念和“安全”观念的基础问题,或可视为一种哲学探讨。

  在观念史的视角下,“安全”这一观念的历史远比“网络空间”这一观念的历史长久,通常,就政治哲学而言,可追溯至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以及晚近哈贝马斯关于康德这一观念的批判或超越。由于这份期刊的性质,我稍后探讨这一观念。

  在观念史视角下,“网络空间”是一个误导性的汉译,读者或可在“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检索英文“cyberspace”以便确认我的这一批评。根据这里的字源学考察,“cyberspace”是两个英文单词 “cybernetic”和“space”的合成。前者源自希腊词“kybernetikos”,意思是“卓越驾驭”。后者的意思是“空间”。显然,汉译的误导源于前者。有些中文作者注意到这一显著的误导,遵循民国初期主张音译的一派翻译家的传统,将这一短语音译为“赛博空间”。这一翻译的代价,当然,就是汉语意义不明,迫使读者追溯它的西文单词。在英文世界里使用这一合成单词,或许最著名的,是科幻作者吉布森 (William Gibson)在发表于1982年的短篇小说里,汉语翻译为“神经浪游者”(neuromancer)。这篇小说同时获得1984年英语科幻文学三大主要奖项——“雨果奖”、“星云奖”、“迪克奖”,作者被视为“赛博朋克之父”。顺便提及,刘慈欣的《三体》,获得雨果奖,是这一派小说的余绪。1996年12月23日《纽约》杂志的评论接近英文世界对“赛博”的理解:Cyber is such a perfect prefix. Because nobody has any idea what it means, it can be grafted onto any old word to make it seem new, cool —- and therefore strange, spooky(我的翻译:赛博是这样一个完美的前缀。因为没有人知道它的涵义,故而它可成为任何一个老词的前缀于是获得新的酷意——也因此令人感觉诡异,或恐怖)。今天,读者不妨想象,夏夜清风,客厅书房,谈兴未尽,突然有人发现窗外飘浮着一架无人机。其实,这一想象提供了“网络空间”与“非传统安全”这两大现代观念的问题意识。

  所谓“非传统安全”,汉语翻译,相当不通顺的一种,就是:“一切免于由非军事武力造成生存性威胁的自由”(何镇飚,2011《大众传媒与非传统安全研究》)。这句话的基本格式是英文常见的 “ free from ……(此处就是免于威胁的自由)”。这一定义,引自余潇枫等人2006年的著作《非传统安全概论》,它的汉语表达及英文格式意味着:(1)传统的安全意识,聚焦于军事威胁。非传统的安全意识,泛涉军事威胁之外的一切领域;(2)这种安全意识的观念基础是“消极自由”( free from ……)而不是“积极自由”( free to ……)。

  夏夜清风,客厅书房,谈兴未尽,突然有人发现窗外飘浮着一架无人机。在这一情境中,我们很难界定“网络”。因为,网络的基本元素是“节点”与“纽带”。在网络语言中,无人机在空间的位置,很难表达为节点和纽带。在非传统安全的讨论中,这一情境涉及的是信息安全问题。摄像头收集的信息,载体是可见光,而光线的传播是各向同性的。所以,在传统的通讯理论中,我们很难界定这一情境中的“信道”、“噪声”与“抗干扰”,以及其他与信息安全相关的术语。换句话说,探讨非传统安全问题,我们需要超越以往通讯理论的理解框架。但是在寻求新的理解框架之前,我们应寻求关于“赛博空间”的比“网络空间”这一误导性翻译更好的翻译。显然,将赛博空间翻译为“虚拟空间”,并不恰当。尤其是,赛博空间的安全问题绝非虚拟的。

  当代安全问题的政治哲学基础之一,是康德晚年作品“世界公民视角下的普遍历史观”以及“永久和平论”。在康德的论述中,永久和平要求各国公民首先具有世界公民的视角。否则,各国利益冲突可能永远以“民族”的名义阻碍永久和平的实现。冷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不可避免地使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利益冲突的最高形态。因此,国际政治之为一种社会科学,必须首先研究当代文明各形态之间的异同,并据此测度各文明之间的“距离”。回顾历史,我倾向于同意这样一种见解,即两种文明之间的距离越近,它们之间的冲突就越可能以和平方式协调。

  回顾历史,不难看到,各国边界的变动远比各文明的影响范围的变动频繁得多。大致而言,我同意基辛格在博士论文里论证的见解,即当代西方的政治格局源于约400年前欧洲“三十年战争”时期形成的文明冲突格局。由于西方文明主导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故当代世界政治格局深受欧洲400年以来政治格局的影响。在这一宏大格局之内,例如,俄罗斯东正教文明与欧洲天主教文明和新教文明之间的冲突为解释包括“冷战”时期在内的更表层和更短期的国际秩序变动提供了令人信服的长期参量;又例如,英美新教文明与欧陆天主教文明之间的冲突为更表层的国际关系变化提供了有一定解释能力的长期视角。更进一步,最近十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和著作表明,当代西方文明与阿拉伯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西方文明与东亚文明之间的关系,可追溯至数千年乃至1.3万年之前形成的种族差异。

  所以,当代国际秩序的深层结构植根于各主要文明影响范围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在每一主要文明的影响范围之内,通常存在着文明距离足够接近以致可以和平方式协调冲突的若干国家。另一方面,在每一主要文明的影响范围之内,通常存在由文明核心区或多或少可以界定的若干“大国”。例如,东亚文明的核心区,按照杜维明多年以来的论证,界定了“中国”这一观念;又例如,阿拉伯文明的核心区,可辨识的大国包括埃及、沙特阿拉伯和约旦。依此类推,南亚文明的核心区界定了“印度”这一观念,天主教文明的核心区界定了“德国”和“法国”这两种观念,东正教文明的核心区界定了“斯拉夫俄罗斯”和“奥斯曼土耳其”这两种观念。主要文明的影响范围之间,存在着诸如英国、日本、或黑海诸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这类异常活跃的“小国”,惟其处于各文明范围的边缘故而获得了远比核心区域各国更丰富的文明成分。

  赛博空间安全问题的本质是大国博弈。这一命题意味着,当我们讨论安全问题时,切不可追随那些低级情报分析而流俗于各种“阴谋论”的想象。因为,大国博弈,越是大国就越具有充分理性的博弈能力。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论述过,充分的理性从不借助阴谋,因为阴谋之成功与否过于依赖偶然因素(汪丁丁,2011,“阴谋论为何不正确”)。

  其次,大国博弈意味着,大国之间的关系,既有冲突又有合作,永远不会只有合作或只有冲突。因此,我认为最适合探讨大国博弈的理论框架是“纳什谈判”过程。对国际政治而言,纳什谈判(Nash bargaining)的关键环节是谈判各方的“威胁集”,纳什的符号是“T”,它的任一元素t意味着,假如最低的谈判诉求s不能满足,则实施威胁t,不论这将导致何种代价。纳什谈判存在理性最大化的解,它要求各方提出可信的威胁集。例如,当某一大国的“核威胁”其实只是“核讹诈”从而不可信时,这一威胁完全失效。可信的威胁越是对谈判各方具有震慑力,谈判能力也就越强。当代的恐怖主义组织,出于充分的理性,必须公开承认成功实施的恐怖活动,为了强化谈判能力。另一方面,那些不能及时获得足够谈判能力的恐怖主义组织由于缺少资源,很快就瓦解或分化归入更强大的组织。

  以上叙述的政策涵义:中国必须向全世界明确提出自己的“威胁集”,同时,也应明确提出自己各项国际诉求的价值排序。这些信息越公开,国际秩序的纳什谈判就越可能实现充分理性的解(即有利于谈判各方的秩序)。

  作者为财新传媒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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