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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双子节” 营造生育友善文化

2017年02月22日 10:50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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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双子节”乃至系列性的“育子节”有助于促进社会恢复正常的生育观念,应对低生育率危机的挑战
梁建章

财新网“人口与经济”专栏作家。1999年与3位商业伙伴创建“携程旅行网”,在2000年至2006年期间任CEO,并从2003年起兼任董事会主席。

2011年,梁建章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创新、创业和劳动力市场。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财新网】(专栏作家 梁建章 黄文政)据2017年1月25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近日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该文件提议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文件还强调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我们非常认同文件所表达的理念,并认为除了振兴中国传统节日外,还应该开拓进取,创建新的节日民俗。我们曾在2014年2月12日建议设立“生育节”。

  在此,我们再次建议设立“双子节”,并在未来将之逐步扩展为系列性的“育子节”。这一措施切合我国民间节日风俗,既能体现我国重视家庭和养育的传统价值观,又可营造生育友善的社会氛围,甚至可能成为引领各国应对低生育率危机的文化标识。

  (一)低生育危机

  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历经“五胡乱华”及蒙元和满清统治却历久弥新,且长期居于世界先进国家之列。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主体民族顽强的生育文化和庞大的人口基数。但由于因循守旧、闭关锁国,中国在近代被西方远远抛在后面,并陷入战乱频仍的困境;在重获和平与稳定之后,中国又因政策的失误错失发展的良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把之前的落后错误地归咎于人口太多,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实施生育限制政策;在生育率几乎降至更替水平的1980年又执行了更严厉的“一胎化”政策。

  中国的核心优势是人民勤劳、聪明、注重世俗成功,而且数量众多。由于人从出生到成人需要二十年,生育状态对经济社会发展至少有二十年滞后。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出生的大量人口,中国走上发展正轨才几十年,就迅速崛起,成就了今天的辉煌。但时至今日,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严重低生育率的恶果开始呈现:人口加速老化,年轻人口快速萎缩,经济也随之逐步放缓。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从80后到00后的不到一代人时间,出生人口就萎缩了32%。虽然单独两孩政策与全面两孩政策在2014年和2016年先后实施,但效果乏善可陈。特别是,在未来10年,处于育龄高峰期的女性将减少40%左右,再加上生育堆积释放结束,出生人口在2018年之后将出现断崖式下跌。除非鼓励生育政策取得显著成效,否则出生人口在十年内将每年减少50到100万左右。

  长期来看,即便自然生育率能长期维持在比2000到2014年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生育率平均值高出25%的水平,出生人口也将在2050年之前萎缩到800万人,而届时年死亡人数将达约2300万。两者比较,中国每年将减少约1500万人。如我们在本专栏的系列文章中所论述,无论是从资源禀赋、环境保护、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还是文明传承来看,如此衰微的人口趋势对中国未来没有任何好处,对中华民族复兴更是釜底抽薪。

  从全球来看,中国未来的人口萎缩更是触目惊心。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别为36.6%、25.6%、21.8%、22.1%,整体上在大幅下降,虽然目前还有18.7%,但每年新生儿却不到世界12%。到2050年前后,中国即使每年出生的800万人将只占世界的5%。在强劲的低生育率惯性下,中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时间。等到生育率最终稳定下来,中国每年新生儿占世界的比例,乃至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跌破3%。

  (二)设立双子节,营造友育文化

  人口的持续衰减意味着群体的消亡。要维持民族的正常繁衍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大幅提升生育率至更替水平之上是必要前提。全面两孩政策虽然是正确方向上的重要一步,但依然还是全球最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而中国面临却是最强劲的低生育率惯性。

  即便大力鼓励生育,中国的生育率都面临三重下行压力。一是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会进一步挤压生育率。二是东亚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在相似的发展程度下,东亚的生育率更低。可能原因是东亚文化更注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加重了养育孩子的现实和情感负担;东亚社会的道德规范也不接受在西方越来越普遍的非婚生育。三是中国城市长期的“一胎化”和计划生育宣传已经让城市居民把一胎当成默认选择,而农村正在向城市看齐。综合过去20多年的调查显示,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都低于日本和韩国。

  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时,会不惜代价为孩子付出,这推高了育儿物品和服务的价格,而少子化又降低养育孩子的家庭规模效应,推高了平均养育费用。这让愿意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因为他们对养育负担的判断来自对孩子平均养育费用的感受。若家庭普遍养育二三个孩子,平均费用没这么高,想多生的父母没有这么多顾虑。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抑制越强,形成恶性循环。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深度老龄化也会加重育龄家庭的赡养负担,进而也抑制生育意愿,这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要走出这种低生育率陷阱,需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并在教育、医疗、就业、税收方面切实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压力,让普通家庭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除了实质性的鼓励措施之外,倡导健康的生育观念也至关重要。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社会,没有像伊斯兰和基督教社会那些生育友善的宗教土壤。过去诸如“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生育观念早已式微,而少生甚至不生孩子的观念盛行。

  因此,要恢复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观念纠偏非常重要。我们欣慰地看到,2017年央视春晚的多个节目都透出了鼓励生育甚至多育的理念。而大年初一央视一套《欢乐中国人》栏目更是出现多个呈现大家庭欢乐与祥和的节目,包括深圳四胞胎、安徽十姐妹、陕西四世同堂,与1990年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嘲笑和丑化多育家庭形成了鲜明对照。此外,许多地方电视台也在营造推崇家庭、鼓励生育的气氛。

  与电视节目的短期效应不同的是,设立“育子节”可以将健康生育理念的倡导常态化。具体来说,目前可把每年1月1日定为“单子节”,2月2日定为“双子节”;随着未来生育政策的全面放开,再按需要以及民众接受程度可把3月3日定为“三子节”,以此类推。所有这些日子统称为“育子节”。如果反响不错的话,今后也可以配合国家的生育政策,按需要在“双子节”让养育两个或以上孩子的父母休假,在“三子节”让养育三个或以上孩子的父母休假,甚至可以一直类推到“双十二”。

  对于不少习惯于一孩的人来说,三个甚至更多孩子也许是不可思议的。但由于总有部分人不婚不育,或只愿生育一两个孩子,少数家庭生育很多孩子对维持民族繁衍至关重要。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千差万别。假定意愿孩子数呈如下的分布:6、3、2、2、1、1、0,且所有家庭都能如愿生育,那一共7个家庭将拥有15个孩子,生育率为2.14,勉强接近中国所需的2.2的更替水平。而在这15个孩子中,来自三孩或六孩家庭的有9个,占总数的3/5;来自两孩家庭的孩子只有4个;而独生子女只有2个,不到总数的1/7。这也意味着,当来自三孩和三孩以上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才刚处于更替水平。

  但在全面二孩政策下,上述家庭的生育数量将分别变成2、2、2、2、1、1、0,即7个家庭总共生育10个孩子,生育率仅为1.43。相对于2.2的更替水平,1.43的生育率也意味着每代人减少 35%,每两代人减少58%。如果生育率一直处于这个水平且人均寿命稳定,那总人口将以每5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衰减。正因为如此,很多鼓励生育的国家对生育的奖励都是实行累进制,也就是孩子越多,每个孩子也扶助也越多。比如,法国长期鼓励生育,给生育4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其中4-5个孩子的是铜质,6-7个孩子的是银质,8个及以上孩子是金质勋章。实际鼓励措施更是不计其数。但即使这样,法国生育率也只有2.0,虽然远高于中国,但依然不到更替水平。

  系列“育子节”不仅能灵活地适应各种生育理想,也可被赋予累进制的意义,其设定规则与中国传统和现代节日的安排相吻合。公历1月1日本来就是元旦,将其设定为“单子节”又赋予元旦多一层的亲子意义。而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七月初七是七夕,九月初九是重阳。此外,中国民间也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等说法。相传农历二月二传说是尧的诞辰,三月三是黄帝的诞辰,四月四是文殊菩萨的诞辰,六月六是大禹的诞辰。商家也可以利用这些节日推出促销活动,甚至可逐步将目前电商热衷的双十一“单身节”赋予“儿女双全节”的涵义。

  当然,营造友育文化不能急功近利,而是需要“润物细无声”的努力,特别是各种扶助家庭的切实措施。在现代社会,养育孩子非常艰辛;尤其在低生育状态下,养育家庭更是用自己的付出为社会贡献了未来的活力。设立“双子节”乃至系列性的“育子节”有助于促进社会恢复正常的生育观念,并唤起人们关注家庭养育孩子的艰辛并认可他们的贡献。

  (三)引领世界生育文化

  人类文明是一部人口不断增长的历史。马尔萨斯在世界人口只有10亿时,就警告人口增长达到极限。时至今日,世界人口已达到75亿,但人类整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吃得更好、活得更长,也过得更好。这说明,人对社会的贡献平均要大于其消耗,人的价值是正的,而不是负的。从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创造了需求,而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所进行的努力,又促进了各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和完善。

  自然资源稀缺是担心人口过多的主要理由之一。但从价值来看,自然资源占经济中的比例其实越来越低,现在已经不到5%。不论是电视、汽车、房屋,还是看病、旅游、上学,其中自然资源所占价值的比例都非常低。这背后的原因是,当一种资源因为稀缺变得昂贵时,寻找替代品变得有利可图。如果找不到替代品,生产和生活方式会发生改变。一种资源稀缺到无法普遍使用,就将不再是资源。历史上,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上升,促进技术进步,增强发现和开发资源的能力,改变资源的概念。比如,煤炭、石油早年几无价值,但却是现代不可或缺的能源。

  由于世界人口一直在增长,人们普遍把人口众多当成理所当然,而没有认识到庞大的人口规模对现代生活方式所具有基础性意义。试想,如果全球人口一直维持在马尔萨斯年代的10亿,再假设不同地域人口比例不变,那现在的发达国家最多只有一亿多人。这种人口规模完全无法支撑现代人习以为常的手机、互联网、高铁、喷气式飞机,以及各种艺术流派和作品。即使存在某种类似的发明或产品,其迭代进步的步伐也不可能有现在这么迅速。

  相反,如果世界人口以过去几百年的速度继续平稳增长,那未来技术的进步是难以想象的,就像马尔萨斯无法预料75亿人口的世界会如此发达。万一世界人口真的像某些末日预言者担忧的那样增长到1000亿甚至10000亿,那或许人类就会发展出星际旅行的技术,去开拓宇宙空间。不过,讨论这种假想情况现在无异于天方夜谭。因为从目前趋势来看,世界人口可能永远达不到1000亿,甚至在达到一两百亿的峰值之后就将加速萎缩。

  如果生育率无法恢复到更替水平,世界人口将不断萎缩,人类恐怕将永远局限于地球,甚至可能逐步陷入技术停滞,并最终走向消亡。虽然世界人口还在增长,但增长速度已经大幅放缓,这点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更加明显。目前全球有约一半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除以色列外,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全部低于更替水平;而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虽然大部分高于更替水平,但却在以更快的速度下降。此外,历史上创造了辉煌文明的民族绝大部分都处在无法可持续繁衍的生育状态之中。

  尽管人类的数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但从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可以看到自身数量的峰顶,并在可预见的将来开始下滑。而且,一旦世界人口开始下降,未来可能就是一条深不见底的“不归之路”。从历史经验来看,虽然世界几乎所有的低生育率国家都在大力鼓励生育,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低生育率国家成功地将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因此,鼓励生育以应对低生育率危机,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将共同面临的挑战。

  在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下,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比其他国家更迅猛也更具惯性,因此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可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严峻。不过,如果能深刻认识到低生育危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审时度势,力挽狂澜,陷入严重人口危机的中国,或许也能走出一条成功逆转低生育率趋势的道路,开创恢复可持续繁衍的先例并成为全球的榜样。我们希望,设立“双子节”乃至“育子节”成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作者梁建章为“携程旅行网”董事会主席;黄文政为“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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