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作者 贾鹤鹏）
中国创新力的国际坐标
刚刚过去的7月1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康奈尔大学联合发布了新一年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首次在该榜单中跻身前20位，位居第17位。
这个排名，与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在2017年8月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6-2017》中显示的中国的位置完全吻合。
而今年1月彭博社发布的创新报告中，中国名列第19位，也是首次进入前20位；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在今年5月发表的涵盖更多非科技因素（但科技指标仍然占据很大权重）的《2018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中，中国的排名则从去年的第18位上升到第13位。
这些情况都说明，中外科技与创新政策研究领域，对中国创新体系在世界范围的排名情况，有很大的共识，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的创新现状，即中国的创新既在近年来不断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又没有达到领先和领跑世界的地步。
虽然中国创新力在各个榜单中都难以进入世界前十，但科技投入、专利数和科技论文发表等指标却有不少名列前茅，仅就中国已经超越了包括澳大利亚和大多数欧盟国家等发达经济体而言，这样的成就已经相当显著了。
但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部分国民甚至包括某知名国情问题专家对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做出了不太符合现实的估计，各种“厉害了，我的国”的说法，取代了严肃理性的分析，如不切实际地认为中国可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科技的领导者等，这反而为我国的科技发展，造成了不少负面的影响。
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创新状况？尤其是该如何衡量我们在国际期刊发文、专利指标以及科研投入上的迅猛进步，以及在若干核心元器件和技术上“受制于人”的迥异状况呢？
发论文是摆设，还是真创新？
中国科技论文数量在2018年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同时高水平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力也在快速攀升。那么，发表这些论文，是否就如同最近坊间一些评论所指出的那样，是华而不实的摆设呢？
笔者认为不然。
中国论文发表量和引用量（后者同样进步神速，虽然排名还无法与发文量的排名相比）所用来衡量的，是基础研究的成果。不论是综合创新成就超前的国家，还是创新后进的国家，发表量和引用量都是衡量其指标的不二法宝。就基础研究本身而言，各项排行榜和各种研究中，都没有一项指标以基础研究是否孕育了足够多的核心技术来为前者定座次。
中国科学家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发文量迅速攀升，固然有过于拘泥量化考核等不合理的政策因素的影响，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在基础研究上的成果，就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恰恰相反，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自然（本文暂不讨论社会科学）及其规律的理解，而这才是基础研究最重要、最核心的目标。
的确，很多中国科学家的研究，仍然是在高强度经费驱动下的跟踪+赶超思路下的产物，即使是那些越来越多发表在顶级刊物上的研究工作。笔者在此前多篇文章中就指出，这不能说明中国科学已经取得了领跑地位。但这同样不能说明，这些研究没有太大意义。
这个世界上，真正在基础科学中取得的原始创新，是数量很少的。绝大多数研究，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改进和提升。中国高强度的科研投入和赶超式的科研发展思路，更是将大量追踪性研究推到极端。在这一行为范式的主导下，确实存在部分研究不扎实或就事论事，以及少量本来有可能孕育更具原创性的研究，因为发表压力而提前或拆分发文，从而放弃了长时间耕耘来酝酿大成果的可能性。
但反过来说，难道不鼓励大量发表，就一定能确保有潜力取得重大创新成果的可能性变成现实么？恐怕答案是否定的。
合理的科研政策，应该是在目前鼓励数量的基础上，赋予部分杰出科学家足够的自主性和机动性，让他们在发文量和酝酿大成果之间进行权衡。笔者接触的康奈尔实验室的不少科学家确实不鼓励多发表而全心酝酿大文章。但这些科学家的共同特点是已经获得了tenure甚至是正教授，是在没有什么压力的情况下来专注于知识上的独特贡献。即便如此，他们也会迫于博士生或者出站博士后找工作的压力，选择一些重要性差一点的研究议题而发表一些短平快的论文。毕竟在科学界，无论中外，对于青年科学家和博士找工作来讲，“publish or perish”（不发表就湮灭）基本上都是一条铁律。
实际上，单纯从赋予苦心钻研大成果的科学家更大的自主性和机动性上而言，现行的科技政策、尤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已经没有本质性的障碍。造成障碍的，往往是校方、学院甚至是研究者本人出于各种压力不得不做出的现实考量。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以论文篇数以及所发期刊影响因子等指标评估科研成果这种做法，对评价守成者和后来者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美英等基础研究强国，早已形成了科学界高度自律和独立的氛围，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忽视量化指标并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因为水平相差无几的小同行、同事的“无情”评议，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后来者，量化指标还是有它的意义。一方面，哪怕十几年前学界的能力都普遍有限（今日实际上除去中科院及部分研究型大学外，很多中国普通高校科研人员的科研能力仍然不容乐观），另一方面，人情、背景等因素仍然在发挥很大作用。所以通过强调量化指标来提升普遍研究水平以及减弱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仍然有重要的意义。
笔者以上所述并不是为了受到很多批评的“以量取胜”的做法“洗地”，说明这样做就完全合理。实际上，笔者以前对“数数式”的科研评估有诸多批评，尤其是这一做法与科研行政化的趋势彼此叠加，让不懂专业的行政官员来主导对学术的评估和对科学家的认可。
此外，笔者此处想强调的是，发表论文的数量，包括名刊论文的数量，并不意味着在创新上能实现领跑。鼓励多发表论文同样可以容纳对部分杰出科研人员“酝酿重大创新”行为的宽容与支持。关键不在于是否在整体上鼓励论文发表，而在于是否能让小同行和同事做出基于科学而不是其他考量的判断。
技术自主与受制于人
近日，一些老科学家也以过去、尤其是文革前中国科研取得的成果，来质疑目前国立科研机构追逐论文成果的实际意义。应该说，这样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但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我国科学发展的方向，已经与文革前科学界致力于“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或开发青蒿素（实际成果是文革中取得的）等为代表的科研方向有了很大的不同。
文革前后中国科研资源极为稀缺，所以科技界的当务之急，是集中资源实现国家目标，通过发表论文来创造知识并不是那个阶段的首要任务。所以，以当时中科院等科研机构（那时的绝大多数大学是不做科研的）取得的应用性成果，来否定今日的以论文发表为主要衡量指标的科研路径的有效性，这并不客观。
今日中国的基础研究，已经走向了以创造知识、发表论文来分享知识，并认可其成果的发展路径，这也是符合世界主流的基础科学发展路径。科学家的论文成果远远多于其对核心技术的贡献，这不是科学家的错，也不是体制的错，而仅仅代表着基础科学和技术创新不同的发展路径和不同的理念。
笔者此处并不是替中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等不合理现象做辩护，而是强调，对于大多数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他们的任务并不是开发新的供产业界应用的技术。科研成果转化率这一指标，只有对那些研究目的就是奔着工业应用的科研才有意义。
中国高科技企业在近年来的突飞猛进和核心技术的缺失，同样是其路径选择的结果。应该说，以提升甚至是垄断制造能力并将研究资源投入到研发中的“（开）发”而不是“研（究）”这样的战略，帮助了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在初始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先进技术和制造的核心元件，实现了迅猛的发展。
即便我们今日哀叹核心技术的“受制于人”，也要看到，假如我们的大多数企业从一开始就把资源集中在“研究”，尤其是集中在研究出能自主掌握的核心技术上，那么很有可能大多数企业并没有做成今天这样规模的机会，因为它们没有机会利用众多现成的资源。
那么，是否这样的发展路径，就必然带来受制于人的隐患呢？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尽可能弥补短板，但有短板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然受制于人。恰恰相反，中国雄厚的制造能力（绝非一些人声称的低端）以及超强的开发应用那些我们还不具备的核心器件的能力，让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容易受制于人。
同样应该看到，中国企业也在技术方面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虽然我们还不能在核心技术上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但在核心元件替代上则每年都会有新的进展。当然，考察其背后的驱动力，更多是占据和巩固更大市场份额的功利考量。不过需要指出，这种考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会因为环境压力有时强大有时放松。如今全社会形成了强大的开发自主核心技术的共识，这种共识也会让中国杰出的高科技企业在资源投入上有所调整，在技术升级和扩张上适当加速，但这不意味着推翻既有的发展路径一切重来。
这一逻辑，正是建立在全球配置资源这一全球化最基本的前提之上。中国需要更多去研究核心技术和器件，我们也需要中国的科学界为这一伟大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包括更加鼓励科学界进行横向的开发或者为横向项目投入更多资源。但这既不意味着我们的基础科学就要把发表论文换成做产业技术开发，也不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就应该放弃了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转而单纯聚焦于技术的独立研发。中国已经取得的科学进步和高科技企业的崛起与全球化密不可分，我们也坚信，只有继续坚持全球化这一方向才能让我们的科学、创新和核心技术开发进一步创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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