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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永征:新闻观的演变

2019年07月17日 15:30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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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到列宁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都利用媒体同各种反动思潮和错误观点进行了不懈斗争。同时,他们也主张党的报纸应该发表党内不同意见,开展同志式的论战
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后继的革命家们,大多数都在革命斗争中从事过新闻实践或把新闻报道和评论作为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图/IC photo
魏永征
魏永征(1941-):本名魏庸徵。原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教授,1987-1998年任《新闻记者》杂志社法人代表、主编,2001-2010年任香港树仁大学专任教授,2003—2016年任中国传媒大学传媒法和政策专业博士生导师,2010—2018年起任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被告席上的记者——新闻侵权论》(1994)、《新闻传播法教程》(2002、2006、2009、2013、2016、2019六版)、《大众传播法学》(2006)等。

  【财新网】(专栏作家 魏永征)陈力丹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是一部150余万字、厚达670页的巨著。全书共有575条词目,分列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每条词目约有2000字左右,不少内容属于对词义或事实的溯源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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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力丹是我国当前活跃于新闻传播学术领域成果最丰硕、影响很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专家。他在撰写《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2003)、《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2006)、《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2011、2015)等著作的基础上,主持这个宏大项目,以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相关专业的师生为主体,全国45个单位、168位教师和博士或硕士研究生参加撰稿,历时7年有余方得完成。

  马克思主义包括其新闻思想问世至今170余年,历经各代诸多革命家、理论家继承、实践、发展、创新,外加各国学者研究阐述,典籍丰富,卷帧浩瀚。本书主编自青年时代即从事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学习和研究,特别注意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本意,梳理发展脉络,阐明时代背景,领会其精神实质。现在积其近半个世纪治学功力,率领团队作系统的整理考订,力求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思想体系从理论到实践呈现给世人。

  不难想见,此书对于学术界、传媒界,以及有关管理部门,在新闻教学、科研、实务和新闻宣传管理诸多方面切实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至在新时代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和发展,必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本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条目说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所领导的新闻、宣传、舆论等传播领域工作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关于传播政策、宣传纪律等的认识的总体称谓。”(第192页)本文按此定义,从以下四方面来评介本书。

翔实阐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始人的论述原意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论著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新闻传播活动,形成了完整而深邃的新闻传播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思想源头和理论基础。论述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毫无疑问必须以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作为基础和准绳。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新闻理论和实践的条目,构成本书的主要部分;其中特别是“理论思想”和“观点术语”两个部分,各有几乎一半的文字篇幅是属于这两位伟人的。在“论著文件”中,诠释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等47篇马恩原作。

  马恩的“新闻传播思想”、“论新闻”、“论宣传”、“论舆论”、“论报刊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论报刊与政治”、“论报刊与舆论”、“论报刊的监督职责”、“论新闻出版法”、“论新闻出版自由”等条目,构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基础。

  他们在论述新闻和报刊时经常使用的“交往”、“报刊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自由报刊是改建社会的强有力的因素”、“第三种权力”、“报刊监督人民代表的权利”、“舆论纸币”、“有机的报刊运动”、“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等术语,曾经被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论著多次引用,成为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指引。

  本书主编一贯主张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必须在全面、扎实掌握学术资料的基础上,深刻理解和把握经典论著的基本精神,反对那种用政治套话来代替刻苦钻研的不良学风。本书有关条目,也都体现了忠实于原著的精神。

  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交往”的理论,本书主编在上世纪即对此作了深入研究,著有理论力作《精神交往论》(1993、2008、2016),视“交往论”为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出发点。

  本书“理论思想”首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传播思想”中列举六点概述,第一点就是关于“交往”的理论,并且指出马恩著作中那些带有“交往”词根的概念,包含了以后的五点内容(第1页,限于本文篇幅,其余五点请看原书)。第二部分观点术语的开端,用“交往”、“世界交往”和“交往异化”等条目(第64-67页)予以扼要阐述。这些条目指出,“交往”(德文verkehr,英文intercourse)是马恩著作中涉及传播的特有概念,使用频率高,含义广泛。马恩还大量使用了kommunikation(即英文communication,如今通译传播)的术语,其含义与verkehr相同。但是在中译本中,许多kommunikation和verkehr以及带有此类词根的词,都被译为“交通××”,影响了对经典著作原意的理解。

  条目揭示:在现代传播学形成以前很久,马恩就已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考察了人类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各种现象,特别是新闻传播现象。这纠正了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讲传播学的陈旧观点。“世界交往”条目则阐述19世纪中叶以后的情景,各大洲航路已经开通,电报开始使用,马恩敏锐指出世界交往已经形成,对人类文明发展将具有重大意义。

  条目引用马恩的论述后说明:当人们获得世界范围的最大量信息,通过传播技术使得世界各个角落近若咫尺,人们获得的才是真正的精神财富和精神解放。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我们重温先驱者百余年前的远见卓识,非但不觉陌生而是感觉相当贴近。

  又如舆论(public opinion,德文offentliche meimung)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出现频率很高,是马恩新闻传播思想的重要概念。本书不仅设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舆论”条目(第4-6页),还对“报刊与舆论”(第11页)以及“舆论纸币”(第95页)、“舆论陪审团”(第96页)等术语作了专条阐述。“论舆论”专条归纳了马恩认为“共同利益成为一定范围舆论的基础”等关于舆论的三个特点;并根据马恩认为舆论作为“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和其他论述,归纳出舆论制约权力、推动立法和实现普遍的社会监督这样三方面加以说明。

  马恩还经常批评一些“控制舆论”的做法:转移舆论的兴奋点;迷惑舆论;组织和制造舆论。“舆论纸币”原话“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是马恩对报刊和舆论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概括。“舆论陪审团”,则是马克思用比喻说明舆论与司法的关系。由于马恩全集第一版是从俄文转译的,将原意“陪审团”错译为“法庭”,不符合普鲁士当时实行的陪审团制度(类似于普通法制度的陪审团定罪,法官量刑——本文作者注)。

  全集第二版直接从德文翻译,纠正了这个错误。本条引用整段德文原文,说明了马克思有关论述的原意。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还没有网络和搜索引擎,本书主编查核了纸版马恩全集中所有使用“舆论”概念的地方,上述有关条目的内容正是他潜心研究成果的浓缩。

  翔实阐明经典著作内容,有赖于精读原著,而马恩著作由于往往经过转译而难以准确表达本意甚至发生曲解,所以本书有不少条目都有查对德文原著有时还要与英文比较的情况。而对列宁这样俄国经典作家著作,则需要查对俄文。全书还使用了法、意、日乃至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与斯大林相关)的文字。这些考订,具有重要价值,有的纠正了长期误解。可见本书主编和作者们治学之严谨。

系统揭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脉络

  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源远流长。本书同时以许多条目介绍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党报思想,他们提出的观点术语以及他们的有关著作。并且列出了与他们同时的罗莎·卢森堡、季米特洛夫的有关理论思想,介绍了威廉·李卜克内西、拉法格、考茨基、加香、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人的报刊活动。

  马克思主义包括其新闻观总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从本书可以看到,好比传媒,马恩时代只能论述报刊以及电报,列宁就有了关于广播和电影的思想(第41页、42页),毛泽东则提出新华通讯社“要把地球管起来”(第180页),到了本世纪,胡锦涛(第426页)、习近平(第432页)又对互联网提出了许多论述,可见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总是不断丰富发展的。本书的有关条目,有助于我们梳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脉络。

  例如关于党与党报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党与党报”条目(第16页)表明,在马恩时代,虽已确定党的领导机构对党的报刊负有领导或监督之责,但是两者矛盾冲突时有发生。恩格斯就此提出党内自由交换意见、党的领导对党的报刊实行道义影响、党内思想斗争公开等原则。他们没有使用过“党性”的概念。及至列宁,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正式提出了“党性”(пapтийнocть)原则,建立了集中管理的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体制(第32页)。

  “列宁论出版物的党性”(第35页)和“党的出版物的党性”(第123页)、“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第321页)条目,转述了列宁就“党性”原则提出的四条衡量标准:党的纲领、章程、策略决议和“各国无产阶级联盟的全部经验”,党的出版物和著作家必须参加党的组织,向党报告工作,并且提出了党的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事业“齿轮和螺丝钉”的著名论断。但同时,列宁也主张在党的报纸上开展不同意见的论战。

  众所周知,列宁提出的“党性”原则在中国得到了继承和极大丰富和发展,在新闻观中居于重要地位。这几个条目还纠正了两个误解:一是我国以往引用列宁主张党性就是要求“对事件做任何估计时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这条观点,作者指出列宁这段话写于1894年,当时俄国既没有工人政党也没有党的报刊,不是指出版物的“党性”,列宁论述党性是在1903年9月党的领导机构已经健全之时,针对孟什维克派别活动提出来的。二是《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出版物”(俄文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长期被译为“文学”,为学界习用,上世纪80年代根据专家考订作了改正,说明此文内涵广泛,主要是指报刊。

  再如“宣传”,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重要概念,也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实践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宣传”词条(第3页)表明,“宣传”在马恩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他们把宣传和组织并列为“最有力的行动手段”,但不承认“宣传万能”。他们认为决定宣传效果的除了宣传水平外,决定因素还是经济结构引起的社会变化。他们强调用事实推动宣传,反对空洞的说教。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俄国,则对宣传和鼓动做了区分。

  “宣传员和鼓动员”条目(第129页)表明:这个区分最初是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列宁肯定了这种区分,他将宣传定义为对社会精英的理性说服行为,将鼓动定义为对普通群众的感性煽动行为。条目的这种区分,体现了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说服手段的传播学原理。

  可见,如果说,马恩重点在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宣传的功能,那么到了列宁时代,就更多地关注在革命斗争中宣传如何取得最佳效果。20世纪30年代,在共产国际担任领导职务的季米特洛夫就特别强调学会群众所能了解的语言,才能使群众了解党的决议(第47页)。这段话后来被毛泽东誉为“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第384页),在中国流传很广。书中“毛泽东论宣传”(第52页)以及张闻天(第56页)、刘少奇(第60页)等宣传思想的条目和其他有关文件和事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列的宣传思想和策略。

  类似情况很多。我们只要分别梳理并比较全书的有关条目,就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许多范畴、概念、观点及其指导下的实践的发展历程。这是这部百科全书的一项重要特色。

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与实践

  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后继的革命家们,大多数都在革命斗争中从事过新闻实践或把新闻报道和评论作为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本书有关条目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基本上是新闻工作者,为200多家报刊撰过稿,主编和参与编辑的报刊有12家。”(第2页)新闻观有很多情况下是在新闻实践中体现的,本书有许多条目介绍了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媒体活动,以及他们在媒体实践中提出的各种原则,并且以“媒体组织”为题介绍了他们创办或编辑的报刊、通讯社和电台。

  如马克思主编《莱茵报》(第437页)、主办《新莱茵报》(第449页)以及其他报刊,列宁办《火星报》(第484页),以及李卜克内西主编各国社会民主党一系列机关报(第199页)、考茨基主编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第207页、470页)、布哈林主编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第226页、506页)、拉法格参与创办和编辑法国《平等报》(第204页、468页)、加香主编法国《人道报》(第211页、489页),还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创办的报刊等等,都有专条记录。而这三个国际的报刊,人们所知甚少。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报刊为武器与当时的反动统治势力战斗了一生。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第256页)、《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第261页)、《普鲁士出版法案》(第273页)等等,都是痛斥反动统治压制革命和民主言论的战斗檄文,从不同侧面宣示了他们的新闻观。需要说明,马克思就读于柏林大学法学系所积累的深厚法学底蕴使得他的批判即使尖锐异常也无可挑剔,总是立于不败之地。

  本书设置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诽谤和侮辱(第21页)、论隐私权(第25页)、论隐匿权(第26页)、论更正权和答辩权(第27页)、论版权(第28页)和“报刊有权冒犯公众人物”(第94页)、“报刊监督人民代表的权利”(第94页)等条目,其中体现的许多原则至今仍然适用于新闻实务,有的已成为有效法律规范。附带指出,马克思最初提出私人生活不受侵犯及其相关原则,比目前学界公认的1890年美国学者在《哈佛法学评论》发表第一篇《论隐私权》论文要早40年。

  从马克思到列宁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都利用媒体同各种反动思潮和错误观点进行了不懈斗争。同时,他们也主张党的报纸应该发表党内不同意见,开展同志式的论战(第17页、34页)。书中披露了这样一件历史故事:《反克利盖的通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共产主义者同盟前身正义者同盟成员克利盖错误观点的一篇名作,指克利盖“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尖锐泼辣,毫不留情,起初以石印本散发。克利盖看到十分生气,但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等早先确定的原则,还是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而此文招来了战友们的批评,指出克利盖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朋友和兄弟,此文过于严厉,采取了不适当的嘲讽手法。马恩接受了批评,由马克思起草了语调比较缓和的第二篇《反克利盖的通告》。按照恩格斯后来叙述,克利盖对第二个通告表示信服(克氏后来因病去世,年仅30岁)。但是这“第二个通告”没有保存下来。许多人读过上世纪60年代在中国出版的马恩选集四卷本中的《反克利盖的通告》,但并不知道克利盖其人以及还有“第二个通告”等后续情况。本书有关条目经过查考翔实回顾了事件的整个历程(第444页、599页),人们可以想见早期共产主义者们是如何在媒体上开展恰当的思想论战的。

  本书还注意诠释马克思和其他革命领导人建立的宣传组织,如马克思组织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第444页),普列汉诺夫组织的“劳动解放社”(第472页)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创办报刊不能不考虑筹集资金和开展经营活动,本书除了在一些条目中介绍马克思等如何为筹措办报资金奔走甚至出售了妻子陪嫁的银器等情况外,还专列条目介绍“新莱茵报公司章程”(第272页)、第一国际的“工业报业公司”(第461页)等,这些内容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突出介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

  无论是就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状还是本书所要发挥的作用,都应该把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置于突出地位。全书词条,中国部分占三分之一强。

  “理论思想”部分,列举了毛泽东(8条)、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邓小平2条,其他人各1条)等领导人的有关理论观点。“人物活动”中,设立了瞿秋白、邹韬奋、恽逸群、陆定一、博古、金仲华、范长江、胡乔木、邓拓等十余人的条目,外加史沫特莱等3位对于中国新闻事业有特殊贡献的外国人。另一些条目则提到了陈独秀(第366页)、李大钊(第359页)的新闻活动。

  “论著文件”部分,除了驰名于世的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新闻论著外,尽可能收入中共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各篇重要文献。如1942年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第381页)、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第413页)等著名文件,有的文件人们所知不多,但是很有意义,例如《大家办广播》(第393页),发表于1945年延安《解放日报》,虽然全文只有600字,但提出了办好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三条原则,是中共早期关于广播事业的重要文献,也列入专条。

  本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闻理论和政策置于突出地位,列举了201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429-434页)。其中2013年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尚未全文发表,但本书通过考订公开文献,归纳了讲话的主要内容。

  在“媒体组织”中,列举了建党前创办的《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和建党后所创办的《向导》、《红旗日报》、《红色中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延安《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武汉-重庆),新中国建立前创办的《人民日报》和建于1958年的中央电视台以及党所创办、领导的新闻教育机构、新闻团体等。为体现党的电影事业光荣传统,还专设了“中国共产党电影业开创和早期发展”条目(第650页)。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的新闻思想,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了重大而丰富的发展、创新。本书有些条目就展示了中共与马列前辈的师承关系。如毛泽东著名讲话《反对党八股》引用了季米特洛夫关于宣传的论述(第382页),中共新闻工作文献《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第371页)、《关于我们的报纸》(第378页)等,也专设条目说明其中如何引入列宁关于党报的论述。而《俄共(布)八大关于党和苏维埃报刊的决议》(第349页),本书在其词条中以附图展示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此文的版面。

  全书诸多词条,力求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人新闻观。如“毛泽东的新闻和宣传思想”(第49页),就归纳出了10条。毛泽东提出的长期为我国新闻学界和业界所习用的“典型报道”(第51页)、“党性原则”(第52页)、“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第152页)、“政治家办报”(第184页)等都设有专条。改革开放以来成为常用概念的“舆论监督”(第189页)、“舆论导向”(第190页),以及曾经引起热烈讨论的“党性和人民性”(第163页)等等,都有专条诠释。对于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术语,条目则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扬弃,如报纸阶级斗争工具论。

  这里以“舆论”概念为例,说明中共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大发展。在马列之后,斯大林曾提出过“组织舆论”术语,认为舆论能够被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的舆论才能发挥作用(第150页)。条目指出这对中国宣传界是有影响的。毛泽东则提出“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第179页),主张人民内部允许舆论不一律,而对反革命分子则实行舆论一律。这个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提出的命题,在冤案平反以后,胡耀邦在新形势下作出新的解释,强调了舆论的多样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江泽民又提出“舆论导向”的概念(第190页),条目列举了这个概念的要点;并且阐述了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后,习近平对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一系列论述。

  在此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闻舆论”概念,在新时代成为指代党领导的新闻和宣传事业的常用概念(第175页),条目根据网络言论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显性存在(而不同于马克思当年认为舆论力量具有隐蔽性)的背景,指出这个概念显现了在网络时代对党的宣传工作重点转移的认识。

  本书显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还有许多从实践中概括提升的创新。一个典型例子是“喉舌论”。“喉舌”条目(第156页)指出,“喉舌”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概念之一,是借用说话的器官来定义党报的性质和功能。据条目考证,最早使用“喉舌”说明报刊作用的是梁启超。后来在党的领导人论著和新闻宣传工作文件中经常使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喉舌”的喻证具有正面意义,但把“喉舌论”追溯到马克思则是一种误解。

  条目指出,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马克思使用“喉舌”喻证具有相反的含义。根据本书主编在《精神交往论》中详尽考证,条目说明中文版马恩全集里共有40多处“喉舌”概念,所对应的原著有德文、英文、法文,但是按其本意都不应翻译为“喉舌”,只能翻译为语言、嘴巴、说话等;还有的对应原词应该翻译为“传声筒”,是马克思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报刊的。虽然“喉舌论”与马克思没有关系,但它在中共新闻宣传理论中的地位是无可否认的。如胡耀邦在其著名的《关于党的新闻工作》中,就肯定“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并做了进一步阐释(第423页)。

  综上可见,这部百科全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众多小型考证文章的系统汇集。经过精心编写,力求容易看懂和把握。配图众多而精美,共达600余帧,有的插图十分罕见,弥足珍贵。如恩格斯《关于招贴法的辩论》一文,条目指出“是论述无产阶级表达自由的经典名作”,为加强可读性,查找到普鲁士1848年革命时期柏林街头的招贴漫画,以及恩格斯评论的两位国民议会议员的画像,这就将170年前的论战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本书出版后,反响很好。我阅览之后,觉得将来再版时尚有可改进的地方。有些条目,尚可增补,人物如外国(意大利)的葛兰西,中国的穆青,与已收入本书的人物应有同等地位。“媒体组织”中没有《新青年》,也有些不可理解。另外,作为工具书应该编有索引,以便检索。我写此文,因为没有索引,只好将这厚重的大部头翻来覆去核对出处,遗漏恐自难免。区区陋见,供主编和作者参考。

  作者为传媒法学者,本文原载《新闻记者》2019年第7期,原题为“阐释原著本意 阐发时代精神 ——陈力丹主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述评”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吴秋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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