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当前印钱鼓励生育是可行的

　　1月10日，《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一文称，应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两万亿元，用10年时间可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这项建议引起了热议。包括经济学家王小鲁在内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质疑。我们认为虽然鼓励生育的力度和具体方式有待细化，但是总的来说能够用GDP的2%来鼓励生育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在当前的人口和经济形势下是可行和很有必要的。我们具体来回应一下以下的这些典型的质疑。

质疑一：印钱鼓励生育是否有必要

　　王小鲁是一位严谨的经济学家，我们也赞成他的一些观点，例如，王小鲁认为：“人口的发展和经济发展一样，都需要遵循其自身规律，保持长期稳定发展。”

　　那么，一个国家的人口怎样才能保持长期稳定发展呢？就是要使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左右。但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有整整30年，2020年的生育率更是比陷入严重少子化的日本更低。在这种情况下，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以提升生育率就是完全有必要的。

　　不过，王小鲁对人口问题的认识还是存在一些偏差，例如他说：“过去限制生育，多生了就拼命罚款；今天希望大家多生育，又大把花钱刺激；这样的政策是缺乏长远眼光的。”

　　我们认为，“过去限制生育，多生了就拼命罚款”这种政策本来就是错误的。现在许多低生育率国家都实行鼓励生育政策，也就是“希望大家多生育，大把花钱刺激”。王小鲁把“多生了就拼命罚款”这种错误的政策与“希望大家多生育，大把花钱刺激”这种正确的政策并列起来，是不合适的。

　　根据上个月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版》，中国2021年的生育率很有可能已经降到了1.1，处于世界最低之一，中国在房价和教育的方面的养育成本相对于收入也是世界最高的，所以必须向法国瑞典等国家学习，推出大力度鼓励生育的政策，来降低养育成本。如果不能提升现在的超低生育率，中国人口将迅速少子化和老龄化，对创新力和综合国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按此趋势，到2050年减少到12.64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6.85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8%降至6.5%，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2.56%。届时，中国就不再是一个人口大国了。按此趋势，华夏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人口优势，将在100年内丧失殆尽。要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薪火相传，就必须大力鼓励生育。

质疑二：印钱鼓励生育是否会引起通货膨胀？

　　那么，每年多印两万亿来鼓励生育，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呢？如果就业已经很充分，产能也是充分利用，额外的需求当然就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是现在中国正在面临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印钱并不会引起通胀，反而可以消化产能，促进充分就业。

　　如果每年多出生500万个小孩，会增加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当然小孩在3岁以前，主要是衣食方面的支出，住和行的支出很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210元，其中食品方面的支出占30.2%，衣着方面的支出仅占5.8%，居住方面的支出占24.6%，交通方面的支出占13%。如果这些多出生小孩的人均消费支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同，那么500万个小孩的消费支出总额一年就是1060亿，仅占全国消费支出总额的0.35%，所以不会有太大的通胀压力。

　　小孩三岁之前要建设托儿所，可能需要多增加几十万的保育员，现在中国还有重组的劳动力，正好解决就业问题。3岁以后就有对幼儿园和小学的需求，但是目前中国的幼儿园和小学已经按照1700万以上人口配置的，如果出生人口只有1500万，那么从全国整体来说，基本上不需要扩大小学和幼儿园的建设计划。

　　总之，当前情况下，每年多几百万孩子，不会引起通胀，反而可以消化产能，促进就业，是经济下行时期很好的刺激经济的手段。

质疑三：鼓励生育没钱

　　当然中长期的鼓励生育的支出，不能一直靠印钱，应该通过调节中国的投资结构来完成。鼓励生育多出生的小孩，从中期来看，能够有利于刺激消费和投资信心；长期来看，人口的增加能够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国家根本没有财力拿出GDP的百分之几来鼓励生育。但我们认为，中国是最有资源来鼓励生育的，因为中国的投资率比其他发达国家高了十多个至三十多个百分点，可以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愿意为未来投资的。那么高的投资率都投到哪里去了呢？投到了各种固定资产如基建、厂房等等。中国城市化和制造业的蓬勃发展，部分就得益于非常高的投资率。未来中国的基建和工厂的建设需求趋于饱和，所以完全有能力从超额的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拿出一部分来鼓励生育。长期来看，对孩子补贴的本质，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的未来进行投资。相对于当下普遍“产能过剩”的中国经济来说，投资人力资源恰恰是回报最高的选择。

　　到底有没有钱鼓励生育，根本上取决于一点——提高生育率对于国家来说是不是重要的事情？如果认为提高生育率不重要，那么鼓励生育当然没钱，因为还有很多更重要的项目需要花钱。如果认为提高生育率对于国家来说非常重要，甚至是国家的头等大事，那么就应该将更多社会资源倾向于有孩子的家庭，来弥补他们部分的育儿成本。尤其是现在经济低迷，就业不足的情况下，通过鼓励生育来刺激经济，是一举两得的政策。

质疑四：鼓励生育有用吗？

　　鼓励生育有没有效果还是要以数据说话。我们做了各个国家鼓励生育力度和生育率的一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平均拿出1%的GDP用于鼓励生育，生育率就会提升0.1，当然这只是相关性，只能支持而不是证明鼓励生育有效。但也并没有数据支持鼓励生育无效果。一些北欧和西欧国家出台了慷慨的鼓励生育政策，同时获得了比较高的生育率。例如，法国和瑞典都拿出3%-4%的GDP鼓励生育，他们的生育率也在1.8到1.9，接近更替水平。相比之下，南欧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普遍只有GDP1%-2%，生育率则普遍低于1.5。近几年，德国加大了原来偏低的鼓励生育的力度，生育率也有所提升。

　　有人说日本一直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还是很低。其实，如果以欧洲发达国家作为参照对象，东亚国家包括日本鼓励生育的力度还是相对较低的，鼓励生育的开支普遍只占GDP1%-2%。日本鼓励生育真的没有效果吗？我们应该来问，如果日本不鼓励生育，生育率会低到什么程度呢？很可能会比现在还低很多。得益于其鼓励生育的措施，至少日本的生育率在东亚国家和地区里是比较高的。

　　韩国的养育成本如房价和教育成本比日本更高，鼓励生育的力度也不如日本，所以其生育率已经跌破了1。

　　中国的房价和教育的成本压力比日本高，如果不鼓励生育，中国的生育率肯定远远低于日本。中国的大城市例如北京和上海，已经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方，六普数据显示只有0.7左右，如果通过鼓励生育把生育率提升到日本的水平，那就是非常有效果的。

质疑五：我们未来有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需要这么多人吗？

　　未来很多产业工人的工作的确可以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来替代，但是最关键的科研创新还是要人来完成。人才池子大，顶尖的科技人才就会多。还有市场规模大，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研发资源和人员。所以人才规模和市场规模是国家科技创新的竞争力的保障。过去中国的科技创新的飞速发展就得益于世界第一的人才规模和市场规模，并且形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所以中国虽然人均收入还远低于美国，但是综合国力却已经紧追其后。甚至在美国贸易战和卡脖子的打压下，仍然能够应对自如。试想如果中国的人才和市场规模，按照每代人减半的速度萎缩的话，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尤其在不友好的外部环境的抗打压能力就会弱很多。

　　如果没有大力度鼓励生育的政策，我们人口衰减的速度就是每代人减半。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3，比严重少子老龄化的日本更低，全年仅出生1200万人，出生率创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有证据表明，2021年生育率将进一步降低到1.1左右，出生人口可能降至1000万左右。不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半。少子化将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创新活力、抚养负担、民众幸福指数乃至民族复兴。而且，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2.1的更替水平，群体最终必然消亡。因此，要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薪火相传，大力鼓励生育并将生育率提升到2.1是迟早要做到，也必须要做到的。

鼓励生育的三大具体措施

　　其实每年用两万亿来鼓励生育是不够的，不足以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从长期来看，中国面临的少子化问题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所以要有最大力度的鼓励生育措施，才能显著提升生育率，至少需要每年用四五万亿来鼓励生育。具体来说，鼓励生育有以下三项主要措施：

　　一是现金和税收补贴：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与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到20岁。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总的来说，现金和减税部分每年需要2万亿-3万亿元，约相当于GDP的2%-3%。

　　二是购房补贴：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这部分补贴的成本每年可能在两万亿左右，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当地的土地供应来覆盖。

　　三是增建托儿所：把0-3岁孩子的入托率从4%提高到50%左右。按照0-3岁有4000万儿童计算，每个儿童补贴20000元的营运费用，结合50%的入托率目标，每年大概需要4000亿左右的财政补贴。

　　上述几项鼓励生育措施所需的财政资金占GDP的5%左右。五万亿对于经济的提振作用显而易见，但是更为宝贵的是，这些投资比以往的基建投资更加有长期的回报。鼓励生育所增加的孩子短期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经济社会活力，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作者为梁建章等育娲人口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