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预期惯性思维，实际美元指数不存在与跨境资金流量长期的负向关系；亚洲新兴市场是跨境资金主要投向，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存在短期的负向预期效应

金融市场开放，境外增持人民币安全资产存在机遇与挑战，国债发挥金融基准功能，应前瞻布局、策略谋划“稳定市场预期、增强金融韧性和保持市场活跃”的应对方案

美联储货币正常化存在异质性股债效应，但是没有改变新兴市场中期跨境资金净流入的趋势

大国博弈竞争由军事“热战”、军备“冷战”、贸易“封锁”等传统形态转向以金融制裁为代表的 “聪明制裁”。围绕货币融资的“阻击”与“防御”是经济战中金融制裁与反制裁的集中表现

前瞻布局、运筹帷幄、多措并举方能有效应对金融制裁的潜在风险，反制裁措施既是自我保护又是威慑，有助于在大国博弈中推动双方理性思维的抉择，实现最优博弈均衡的和平效应

金融战引发危机的风险评估应成为当前国防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其现实意义远大于金融战具体的冲突形势和原因分析

建议建立具有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统一披露标准，避免“洗绿”风险；建立绿色债券评价体系，统一绿色金融分类标准

绿色主权债券纳入债务互换治理模式具有可操作性，有助于缓释传统模式的潜在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开放将使得人民币绿色债券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在建设绿债市场过程中，应培养长期持有型的境外投资机构，警惕人民币绿债市场的短期套利投机对市场稳定性潜在威胁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都已参与其中，占比虽远低于常规主权债券，在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负面影响背景下保持增长趋势

绿色金融在常规主权债基础上，推进绿色主权债券市场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参与其中

绿债市场扩容建设人民币绿色安全资产栖息地，将形成绿色“流动性泻湖”。人民币绿债有成为央行储备资产的趋势，短期需推动中欧绿债标准驱动，中期加强ESG金融评价体系的国际合作/互认

实施“碳中和”战略存在重大调整的革新成本，属于转型效应而非风险；是否将气候变化纳入货币政策框架存在争议，主要经济体央行已纳入其中，购买绿色债券是其非常规货币政策支持绿色金融的主要路径

中国的绿色债券规模已处于世界前列（次于美国），由于绿色分类标准与国际标准仍存在差异，标准的国际互认范围存在限制，不利于提高跨境绿色资本的流动效率和成本降低

高水平开放需要构建国债为载体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国债成为国际储备资产。“十四五”期间，国债市场应遵循渐进式开放步骤

建议根据发展需要设置灵活的门槛标准，推动国债投资群体的多元化；考虑分层的承销团标准设定，培育系统性重要成员以应对特殊情形；设定申请时效，建立竞争机制，增强承销团成员活跃度

中国债券市场规模已处于世界前列，现有的承销团机制与国债一级交易商制度存在差异与共识，在去芜存菁的国际借鉴中，金融发展和市场结构的目标应相互协同

对国债一级交易商的流动性支持和合理佣金支付符合已有的国际操作惯例，不同国家制度差异体现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国别特征；建立国债一级交易商制度具有共赢效应，参与市场主体获得市场声誉，具有潜在的信息沟通优势

美债政策溢出效应通过利率渠道传导强于汇率渠道，美债长端利率的风险冲击（统计学意义）影响信用债强于利率债（国债和政金债），政金债略强于国债（趋势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