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英国LEEDS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英国发展研究院(SUSSEX)作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开放宏观经济学、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经济学研究。
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持久鼓励创新的制度与社会条件、妥善管控引导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些综合起来将塑造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轨迹,并决定着中国经济现代化未来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
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虽因疫情冲击低于潜在增速,然而外部世界经济总体深度衰退,二者结合形成一种少见的“衰退式追赶”特点
观察中国粮食产量、贸易、库存以及食物消费情况,即便对备受争议的粮食库存数据考虑给予较大误差置信区间,中国基本粮食安全也有比较可靠的保障。当然也要克服“半周期改革”困难,改革完善粮食流通体制和价格干预政策,提升保障粮食安全的整体效率水平
各国应对“双冲击”普遍面临的两难问题,是防控疫情大流行要进行必要边境限制,同时需保证必要贸易物流畅通和跨国产业供应链正常运转降低疫情对开放型经济的冲击
疫情全球大流行前期国际合作动员和推进与国际社会预期存在差距,可能与多方面具体困难有关
这次新冠疫情由于其流行病属性特征,叠加全球化时代及世界经济增长阶段性特点,对全球经济金融影响可谓前所未有。还应看到,由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一旦发生,会更大程度受制于经济自身规律作用,以相对独立于疫情后续变化的方式演变,使世界经济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的危局
本次疫情空间分布结构呈现出哪些特点?决定各地疫情轻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疫情空间结构及其成因对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又有什么启示?
受多方面内外环境和结构条件制约,这次疫情的经济影响可能比17年前的非典更为复杂棘手,因而在应对策略上宁愿把困难因素估计得大一些,并因应疫情冲击特点,实施具有创新内容的政策组合加以应对
在肯定总需求管理政策必要性前提下,还亟需加大与激活增长潜力相关领域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力度,加强深化对土地、户口、城市化、民企等特定领域已实施改革举措,使之提升集成为新一轮更具系统性的改革突破
没有改革突破假设条件下对中长期潜在增速的预测和计划,与实际发生改革转折性系统性突破条件下的潜在增速必然存在很大区别。两类增速比较及其体制含义给人们上了生动一课,为后续改革共识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经验基础
2019年,WTO改革主要围绕若干议题具体展开。从改革过程概况看,美国率先出牌,中国系统表态,发展中国家频频发声。从具体内容看,电商规则谈判异军突起,发展中国家“S&DT”争议激烈,履行通告义务改革初步破题,上诉机构改革僵持难解
要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中美关系再平衡,美国需调整对中国发展方式与体制转型的认知心态,基于自身利益接受中国现代化发展大趋势;中国则需以自身现代化根本目标为本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向高质量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疫情爆发一年多来,确已给我国生猪产业造成严重损害,对农业产出、农民收入甚至宏观经济运行也带来值得关注的影响
大规模产业政策干预设计实施出现一些始料未及的问题与机制性矛盾,客观上对生猪产能和猪肉产量产生某种抑制作用
三方面相互联系的经验事实,可以为猪肉价格近期大幅飙升的市场表现提供解释,并且提示未来短中期价格上升可能进一步加剧或持续存在
下一步还需在完善逆周期宏调政策同时,加大对关键领域体制机制不完善因素的改革力度,更充分释放市场内生增长潜力,推动国民经济尽快走出本轮史上最长下行调整
虽然仍存在少数领域必要产业政策缺失或有待加强问题,然而比较突出偏颇应是产业政策实施范围过宽、成本过高和效率偏低、实施方法有待完善等方面问题
在外部争端议题与国内改革议题相互交织环境下,需要明辨产业政策依随经济发展阶段演变而改进的客观规律要求,以中国自身发展为本位理性反思与主动改革
中国如何解构301调查报告和新版CSNME报告的话语结构,回应外方对产业政策与体制特征的质疑和诉求,不仅是应对当下中美经贸争端的现实关键问题,同时具有如何管理与主要发达国家经贸关系以及如何应对外部环境结构性演变的某种全局性意义
目前形势紧张,但仍有可能避免贸易战。中国政府保持既克制又针锋相对是负责任的合理对策。中国对贸易战不得已接招具有被动性,然而在应对选择上具有战略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