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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革命与创新

2015年11月18日 09:41 来源于 财新网
中国人工、能源、信贷和房地产成本上涨、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国企效率不高等因素均对生产率提升构成挑战,产业和产能的升级会沿着“六新”供给进展
邵宇
邵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融学博士,牛津大学John SWIRE学者,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暨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曾任职上海宝山区发改委副主任,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副系主任、CFA项目主任。2011年加盟东方证券研究所,目前任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策略分析师和固定收益负责人。 代表作品包括《穿越镀金时代》、《危机三部曲》、《微观金融学及其数学基础》、《金融创新与体系设计》、《证券投资分析:来自报表和市场的见解》等。

  【财新网】(专栏作家 邵宇)近期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在“十三五”开局之际,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是策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战术安排。这是高层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简单五个字,它显示高层的经济判断和治理思路出现调整。

  长期以来,出口、投资、消费一直被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更确切地说,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中的消费需求始终是短板。历史上经过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21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和2009年四万亿三次大规模投资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近些年,全球经济关系出现调整,国内经济状况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而诸如转轨、人口、投资、资源、外资等红利正在逐步消退,许多依赖传统红利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变得前途暗淡,传统的需求管理模式下,经济政策主要围绕刺激投资和净出口展开,而“投资出口占比太大,消费占比太小”一直是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诟病之一,之后为了发挥消费需求在转方式、调结构中的作用,积极应对国际需求持续疲软的状况,国家先后出台了多项举措,但消费需求依然不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或能发挥扩张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显然无助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结构性失衡、矫正经济发展方式的扭曲,而同时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恰似强弩之末,更值得警惕的是,需求刺激政策的潜在风险正在逐步增加。

  “供需错位”已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住房、教育、医疗甚至打车等问题无不透视着有效需求的不足,一方面,传统的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如衣服鞋帽玩具等传统消费价格持续下滑;而另一方面,高品质消费品供给不足,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马桶盖也要奔赴日本购买。目前中国经济客观需要供给升级,同时结构性分化过程正趋于明显。相应于这番情景,过去侧重总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手段的可用空间已经显著收窄。一般周期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在潜在增长率到一定的时候通过刺激需求端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熨平经济周期。但是,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长期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所以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仅靠需求侧的政策是不足的。必须通过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来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就是改善供给侧。

  供给的核心本质上就是一个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决定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前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特别是廉价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自然资源等。中国正在准备从密集要素投入过渡为要素效率的提升,然后再到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模式,然而中国人工、能源、信贷和房地产成本上涨、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国企效率不高等因素均对生产率提升构成挑战。怎么样实现产业和产能的升级呢?这大概会沿着六个方向,也就是所谓的“六新”供给进展。

  1)新技术和新产品。这两个新更多代表的是原创,突破性科技或者说技术革命的出现,某种意义上说是小概率事件,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通过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来集中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领域核心技术。在此基础上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最终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形成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相对于劳动来说的资本深化不断加快的过程。如果没有新发明和技术革新,则由于资本的不断深化与积累,就会导致收益的递减。在收益率递减的规律作用下,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削弱,私人和企业就不愿再继续增加投资。相反还会削减投资,从而经济就呈现出逐步衰退的趋势。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正是靠几次大的技术革命推动着人类社会向一个又一个新台阶迈进。青铜器和铁器工具的发明,使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从而促使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机器生产的阶段,即工业革命时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资本的进一步扩张与深化,促进着经济总量迅速增长。20世纪随着第三次浪潮的来临,以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等高新技术为标志的技术创新又推动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促使经济高速增长,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 技术发明提高了资本生产率,否定了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在收益递减和技术进步之间展开的竞赛中,技术以数步之遥取得胜利,换句话说,至今为止,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加速效应实现的。根据加速原理,由于技术创新提高了资本-产量比,从而加速度也增加,对经济增长所起的加速效应就会加大。

  2)新模式,新组织,新业态。这块主要就是围绕着现在最热门的“互联网+”领域展开,就是用互联网去改造传统的制造业,通过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重点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推进基于互联网的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互联网+”将有效的对传统行业的进行改造,提升要素利用效率。

  互联网近20年的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消费领域,下一步将向生产性互联网迈进,包括智能制造、包括生产性服务。通过“超前布局”,政府层面希望能够带动一批相关技术的发展。因为新技术正在从应用层向系统性延伸,它能带动整个相关技术、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整个生态的变化。政府作出的决策不是技术上的决策,而是考虑了整个宏观经济的转型升级,经济结构向更有带动力的未来的发展。

  我国将在宽带基础设施、IPv6、物联网、CPS、移动技术、OS等领域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增加国际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而分享经济、大数据、“双创”等网络经济新空间的拓展,将带来中国商业模式的“轻资产”、“个性化”趋势,进而为整个国家的产业生态乃至国民经济带来深刻的变革。 “十三五”规划中的“互联网+”就是技术经济的一个比较综合的体现,它是互联网技术和各行各业的业务结合,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影响有三点:1、打破信息的不对称性格局,竭尽所能透明一切信息。2、对产生的大数据进行整合利用,使得资源利用最大化。3、互联网的群蜂意志拥有自我调节机制。互联网的出现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而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变革,互联网也催生出了很多的新兴行业,这些行业不仅为投资者和创业者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同时也为传统行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与挑战。以众所周知的零售业为例,互联网的出现,使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可以更加便捷,也能拥有更多的选择。但电商企业在成本、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对于传统零售商们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一些传统零售企业,也在渐渐建立自有的电商平台。再比如,传统的制造业都是封闭式生产,由生产商决定生产何种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角色是割裂的。但是在未来,互联网会瓦解这种状态,未来将会由顾客全程参与到生产环节当中,有用户共同决策来制造他们想要的产品。也就是说,未来时代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界限会模糊起来,而同时传统的经济理论面临崩溃。这也是注定要诞生的C2B全新模式。同时,对于创业者来说,渐渐饱和的传统市场、低廉的创业成本等因素,也令他们将眼光投向了很多新兴的行业。互联网金融、智能电视、OTT……这些时下最流行,也是最新兴的行业,正在对传统行业进行“冲击”。互联网最有价值之处不在自己生产很多新东西,而是对已有行业的潜力再次挖掘,用互联网的思维去重新提升传统行业。

  此外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来看,目前很多传统产业的供给能力大大超出了需求,部分产业已经达到甚至超出资源承载能力,旧模式下的支柱产业房地产的库存压力很大,企业杠杆率偏高也使得投资加杠杆的模式难以为继。而这种产能过剩进而带来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同步发生,形成负向循环,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因此,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3 )新制度。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十三五期间将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其中新一轮经济改革的主体框架是:

  行政体制改革是其他改革展开的基础,通过建立有法律效力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来确定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消除不作为和乱作为,为市场伸展打开足够的空间;

  新一届政府将职能转变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将激发经济与社会活力作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终落脚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切入点,是继续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释放改革红利的先手棋,是优化政府部门职责体系的关键之举。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既是起点,又是重点。从这一点入手,可谓切中时弊、有的放矢。

  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这会降低制度成本,从而提升制度供给水平。

  财税、金融和要素价格改革是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核心。价格改革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价格。从而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深化市场配置要素改革,促进人才、资金、科研成果等在城乡、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间有序流动。财税体制改革将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预算制度,让政府财力运行于阳光之下;同时匹配合理的事权和支出,既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也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来扬弃和升级传统的GDP锦标赛。金融体制改革则是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通过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机构门类来优化现有的主银行金融体系;同时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创新创业提供充分的支持。并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履行金融监管和风险控制。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的基础地位和支柱作用体现在对其他重大改革领域的辐射性,它是宏观调控体系的主要手段之一,是收入分配改革重要工具和社会保障的强有力支持,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桥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杠杆,是遏制腐败和打造廉洁政府的平台,是社会治理和国防建设的财力保障。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着重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一是,改革预算管理制度,硬化预算约束,确实强化立法机关对政府的约束和监督;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二是,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政府间职责分工;三是,完善税制,规范非税收收入,进一步理顺政府间收入划分,改进转移支付制度。

  金融资源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源,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金融改革行至今日,已摸索涉入“深水区”,可谓拔寨前进,步步为营。《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对推进金融改革再度进行全方面部署,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意见》指出,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意见》行文中也可以看出,近期金融改革的四个重点已经圈定:一是制定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实施方案;二是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金融对内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三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四是保险市场保障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这会提升资本的供给效率。

  广义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环境等。我国要素价格存在不同程度的制度性和政策性扭曲,劳动力价格(工资)、土地价格、资本价格(利率)、资源性产品价格(煤油电气水等的价格)、环保价格(环保收费)等未反映出其市场供求关系、稀缺程度,以及与其使用有关的负外部性(环境损害),其结果必然是引发各种非效率的资源配置,生产过程的高资源消耗强度以及相应而来的浪费和污染,造成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与分配结构扭曲,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障碍。我国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目标是“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基本思路是: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能够由市场配置的尽量交给市场;在有外部性的一些领域,不能完全交由市场机制解决的,政府要加强社会性管制。为减少价格改革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对居民生活用电、用气、用水、用热,要区分基本和非基本需求,逐步建立兼顾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和资源要素节约利用的阶梯价格制度,基本生活需求价格保持相对稳定,非基本生活需求价格更多反映市场供求。

  土地改革和户籍改革是进一步释放关键生产要素动力和活力的关键:户籍制度改革应该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通过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将确保中国的人口结构和质量红利有效释放;土地改革则应当一方面稳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另外一方面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再配合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来有效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和资源有效利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同时强调“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

  让土地成为资本市场上可交易的生产要素,是此轮土地改革的大方向。因此本次土改的核心应该是释放农村土地的资本属性和流转属性,给广大农民带来财富增值是最终目的,过去农民手中的土地就可以变为活的资产,提高使用效率和效益,让活力在更高层次上释放出来,农民也将享有土地要素带来的红利,有利于根本改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趋势,而且将成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增长点。

  户籍制度的改革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结果。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户口迁移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各方面的社会管理体制问题。

  从我们对户籍改革对经济影响的测算结果看,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明显缓解劳动力紧张问题,改革将从非农劳动倾向、平均工作时间,以及工作效率提升几个方面拉长人口红利。首先户籍制度的改革将影响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倾向。根据我们对整体就业倾向的分析看,户籍改革能够提升未来整体非农劳动就业倾向,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劳动力储备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假设劳动参与率不变的话,我们预测在2020年,农民工总数将达到3.05亿。其次,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从工作时间长度弥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从每年的工作时间长度来看,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是农民工平均工作时间为9.8个月,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每年在城市工作的时间将会延长至12个月,从平均在城市的打工年数上看,平均为8-9年,而一旦解决户籍和社保瓶颈,则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这对他们自身发展和城市进步都有很大帮助。

  如果2014年开始推进深入改革,那么2014-2020年户籍改革红利对GDP增速的拉动作用在平均每年1%左右,户籍改革红利对GDP总体的贡献率将达到5%。过去中国的城镇化主要体现在投资的迅猛增长,但我们认为,未来的城镇化将更多的体现在消费和服务的增加上——即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社会发展的再平衡。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未来五年中农民工市民化可能是库次涅茨效应的最后释放窗口。

  这里需要顺带提到的是全面放开二孩提供新的人口红利。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当前全社会的抚养比达到36.2%且有进一步上升趋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未来35年里,中国的抚养比还将一路攀升,2050年中国抚养比将达到63%。其中,老年抚养比将从当前13%提高至2050年的39%。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丧失,更预示中国社会未来养老的负担将加大,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是抑制需求的重要因素,人口结构的变动将对我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而这些老年人必须由不断减少的工作人口来支持。

  放开“全面二孩”后,未来每年平均新增的小孩规模预计将在200万左右,每年将带来新增的消费将超过700亿。此外,随着新生人口的增加,三房换四房,五座换七座,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需求势必将会增加。新一波的人口红利也将随之会到来。同时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释放新的人才红利,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国企改革则事关公平市场环境建立,进而决定全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最终实现。预期十三五期间将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战略性调整,同时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提升中国资本的总体产出效率。

  国有企业的传统监管与经营模式已越来越无法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国企的问题是历史性的,也是政策性的。虽然相比二十年前国企效率和经营思路已进步巨大,但现在的经济环境也与已往有着大大的不同。 随着其他所有制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强,国企的衰退速度只会越来越快,这就是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规律。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决定了政府不可能放弃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不管是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还是国有资产的市场化经营改革,完全退出和大规模私有化都不太可能成为主旋律,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式在如此背景下展开的。

  本轮国资改革推进资本化管理,强化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以及国资的战略掌控力、社会公益保障性等,推进混合所有制发展。国企改革推进市场化,激发竞争活力,产权多元化,完善公司治理水平,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等。

  自今年下半年,国企改革进入政策密集发布期,特别是9月以来,包括顶层设计在内的五大重磅政策相继下发,央企动作频频,新一轮国企改革大幕蓄势待发。目前,国企改革已由设计图走向施工图,年底乃至明年上半年N个配套意见将陆续出台,包括员工持股细则等,各地将积极出台实施意见和试点方案。

  从世界经济改革发展规律看,在多领域改革同时推进之际,难免出现所谓改革效果期限错配问题。就是说,旧有增长点受到抑制的同时,新的增长点没有及时形成,导致“青黄不接”现象。这说明改革不是无痛的。改革与增长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改革会牺牲短期增长,调整增长模式,造成不同行业冷热不均、分野加剧,导致相关经济指标放缓。这不是坏事,反而说明调结构有决心,有实效。总体而言,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上述这些改革都会使得结合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成本有明显的下降,这不仅使得的生产函数中的有效要素供给总量和质量都会上升,全要素生产力也会因此变得更大,从而整个经济的结构和内涵也会变的更具弹性和可持续性。

  作者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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