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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大国为何无以师小国

2016年02月19日 13:31 来源于 财新网
当一个社会承认政治家对利润的权利时,就意味着政治家能力是稀缺的。既然如此,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旨在使社会组织的有效运行不再仅仅依赖一位伟大政治家的能力——大国就无法在足够大的范围内复制任何小国的经验
汪丁丁
财新传媒学术顾问,财新网“丁丁随笔”专栏作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财新网】(专栏作家 汪丁丁)这是中国古人实践智慧的一项遗产。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庄子集释》卷六下《外篇·秋水》)。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自1980年代后期至今(尤其李光耀逝世之后),多次被鼓吹推荐给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试图成为“大国之师”。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世界银行写给中国的咨询报告就已充分注意到大国与小国的发展模式有本质差异。我清楚记得,这份报告的附录,以“钱纳利-仙昆”大国模型这一醒目标题在中国经济学家当中传阅。“大国模型”的思想渊源,我认为可追溯至杨格(Allyn Abbott Young,1876-1929)以及剑桥的“凯恩斯小圈子”晚期的核心人物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1903-1983)和她的丈夫奥斯丁(Austin Robinson,或者,(Edward) Austin (Gossage) Robinson,1897-1993)——奥斯丁1960年主编出版了一套文集,主旨是探讨“大国的发展模式”(《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New York: St. Martin’s)。这套文集收录的是1957年国际经济学会32名参会者在里斯本关于“国家福利与国家规模之间关系”的讨论文章,而且,一位重要的书评作者科尔(晚年定居英国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特别引述了与会者们的感慨:“对于这一重要议题,他们发现,找不到任何更早的足以引证的文献”(Leopold Kohr,1961,“book review: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 by Austin Robinson”《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5,no. 1,pp. 78-81)。事实上,科尔认为他自己1941年的作品和西蒙斯1948年的著作《Economic Policy for a Free Society》都是与会者们可以引证的先期文献。也是在科尔思想的影响下,舒马赫鼓吹“小的就是美的”。关于科尔推动的这一思潮,读者可参阅 Leopold Kohr,1941,“disunion now: a plea for a society based upon small autonomous unit”《American Weekly Magazine》,reprinted as,“Leopold Kohr on the Desirable Scale of State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 18,no. 4(December 1992),pp. 745-750;以及他1957年发表的引发了更多争议的著作《the Breakdown of Nations》。

  罗宾逊夫人可以说是凯恩斯“耳濡目染”的朋友,她的丈夫奥斯汀.罗宾逊(在凯恩斯最繁忙的时期承担了《经济杂志》编辑职责)发表于1947年的《凯恩斯传》(商务印书馆1980滕茂桐中译本)被认为是超过了哈罗德爵士《凯恩斯传》的最佳传记。罗宾逊夫人当然熟悉凯恩斯为批判斯密经济学而提出的“集结谬论”——个人美德推广至全局可能导致不利于每一个人的恶果(例如“节俭”这一美德可能导致经济萧条从而抵消了节俭的初衷),当她运用这一极富洞见的观念于发展经济学领域时,她意识到,适合于小国的发展策略不能运用于大国。今天,在博弈论视角下,罗宾逊夫人的洞见相当于经济学家早已获得从而遗忘其思想起源的这一常识:当博弈参与者数目足够多时,每一参与者可以假设自己的策略对博弈格局毫无影响——即“小国”的模型。另一方面,当博弈参与者数目很少时——“大国”之谓也,没有参与者可以假设自己的策略对博弈格局毫无影响。一个最近的案例,就是央行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突然贬值引发的全球效应。

  因此,钱纳利和仙昆大国模型的涵义,在探讨大国经济潜在具有的(由杨格在他那篇1928年皇家经济学会会长就职演说里权威论证过的)规模经济效益之外,至少还包括这样一个命题:大国必须承担大国的责任,虽然小国可以不负责任——日元大幅贬值几乎50%而没有引发人民币贬值不到2%所引发的全球效应。纵观天下,这就是尺度差异导致的大国与小国公共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本质差异。大国模型的数据来源,我记得包括:美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巴西、秘鲁。

  大国往往是特定文化传统的核心区域。以中国为例,值得借鉴的小国主要分布于东亚儒家文化圈内,但中国大陆则是儒家文化传统的核心区域。恰如列文森指出的那样,大国的知识分子在模仿西方现代化的本土社会转型期,敏锐地感受到被边缘化的痛苦,从而奋力反抗西方的以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及情感方式(参阅: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郑大华等译;尤其是墨子刻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撰写的序言)。与大国相比,小国的文化特征在于它往往能够接纳不同文化的影响(因为它或许更需要借助于来自其它大国的文化势力来反抗它一直不得不依赖的特定的文化势力),从而具有更加灵活的发展策略。典型的案例是日本,它被认为同时接纳并试图融合“儒家-佛教-基督教”三大文化传统。与此类似但程度不同的是韩国(儒家-道家-佛家-基督教)和新加坡(儒家-佛家-伊斯兰教)。其实,最接近儒家文化传统的核心区域的是台湾而非新加坡。

  经济发展不同于经济增长,前者是不折不扣的社会演化过程——相当于人的“身-心-灵”协调变动过程,而后者狭义而言仅仅是GDP指标及其部门结构的变动过程——相当于人的身高或体重的变动过程。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怎样看待西方列强?严复和章太炎虽有相当对立的政治态度却都持有对西方文化的批判立场,大国知识分子素有“携泰山以超北海”的文化气魄,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基本立场,借用冯友兰的概括,就是:雕虫小技,乃折枝之类,壮夫不为也(参阅冯友兰《三松堂全集》卷二“中国哲学史”上卷1930年“绪论”)。科尔在《the Breakdown of Nations》里指出:社会规模又一次表明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不论这些问题是好的还是坏的,文化生产力与假设有限的人类智慧,由于专业化而导致在广泛领域里的无知,以及由于毫无意义地符合社会功利主义的优越性。如果说历史主义看重的那些经济要素,诸如伟大领袖、民族传统、或生产方式,可能解释许多现象的话,那么,关于社会规模的理论可能解释的就更多。注意,科尔在这里将“国家规模”改换为“社会规模”(social size),并由此而十分接近了阿罗《组织的限度》思路(Kenneth Arrow,1974,《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s》W.W. Norton)。

  在理论的视角下,由于“国家”的复杂性质(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以及其它方面的),“国家规模”是一个过于复杂故而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难以操作的观念。将国家转换为社会,是可能更富于成果的思路转换。虽然,“社会”这一观念仍有许多不同定义。阿罗的思路,首先将社会转换为组织,从而可以只研究组织的效率问题。根据布坎南“俱乐部理论”基础上的公共选择理论,也根据阿罗这部文集(《组织的限度》)第一篇文章“个人与社会的理性”基础上的社会选择理论,“组织”可定义为追求某些共同目标的人群。虽然,组织成员们仍可有许多不同甚至冲突的个人目标。组织得以存在,是因为这些个人目标的集合之间有非空交集,并且,对追求这一交集之内的目标而言,个人因参与组织而付出的代价小于他因参与组织而分享的规模经济效益。

  基于共同目标,经济学家可以分析任何组织的“效率”问题,即为实现共同目标而支付的代价是否最小,或限于给定资源是否能最大限度地落实共同目标。假设人群规模是给定的并且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是给定的(通常假设为正态分布),那么,组织的规模经济效益取决于科层的高度,即社会网络的底层至顶层的距离。阿罗对组织理论的贡献在于,他证明在上述假设下存在“最优科层”。当组织结构偏离最优科层时,只有两类情形,其一是科层高度偏低(“过于民主”),其二科层高度偏高(“过于集权”)。从多细胞体内部的神经元之间的分工到人类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工,一项普适的原理是:底层的社会功能是采集并传播信息,顶层的社会功能是根据底层上传的各类信息提出与全局相关的决策。组织理论的基本问题是:一方面,从底层到顶层的信息传送距离越长,信息因“信道噪声”而扭曲“失真”的程度就越高,从而决策失误的概率也就越高。另一方面,从顶层到底层的距离越长,通常,顶层成员人数就越少,从而达成决策所需的共识程度也就越高——更高的顶层共识程度通常意味着决策可被更有效地执行。据此,我们不难想象二维平面内的一条“组织成本”曲线,呈“U”形,横轴增加的方向表示科层高度的增加。当科层的高度在 U 形曲线最低点的左侧时,科层高度偏低,组织成本高于最优科层的成本。当科层高度在 U 形曲线最低点的右侧是,科层高度偏高,组织成本高于最优科层的成本。

  现在假设人群的规模(通常以人口总量来衡量)逐渐增加,那么,给定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每一管理者的有限能力意味着科层高度的逐渐增加,这当然意味着信息在底层与顶层之间传播时的失真度逐渐增加,从而顶层决策失误的概率逐渐增加。于是不难想象,小国的成功决策借鉴到大国之后,因失误概率太高而造成的损失远超可能产生的收益。其实,这也是科尔(《各国的裂解》)和舒马赫(《小的就是美的》)学说的一种涵义。

  注意,在上面的叙述中出现了信号传播理论的核心观念“信号通道”(channels)或简称“信道”(在无线电通讯中又译“频道”),以及相对于给定的信道而言的“噪声”(noise)。因此,阿罗于1970年至1971年期间创立的这一组织理论,若可借鉴控制理论家于1958年至1961年期间发表的诸如“卡尔曼滤波器”这样的降噪方法,可能发展为更具现代社会理论意义的组织学说。当然,这类平行拓展理论的过程是否富于成果,以控制系统的卡尔曼滤波借鉴到社会系统为例,关键是要在社会系统里找到一些能够履行卡尔曼滤波行为的机制。我认为,例如,那些不参与决策而且与决策利益无涉的严肃新闻媒体就相当于很好的误差检测机制。当然,在误差检测机制之外还必须有决策失误的矫正机制,而且矫正机制应当与决策机制“正交”——即利益无涉。这里,宪政民主或许是最可借鉴的一套制度。

  以上叙述意味着,假设人口规模和能力分布不变,同样的科层高度,只因为有不同的政治架构就可以有相差悬殊的社会组织成本。所以,小国的经验借鉴到大国,首先应考察小国政治架构可否借鉴到大国。基于上述社会组织原理,我们知道,在威权主义的政治架构之内,小国的成功经验通常无法借鉴到大国来。

  在东亚文化圈之内,以儒家文化传统而尝试民主政治,台湾是最可借鉴的,其次是韩国。回顾1980年代后期由邓小平推动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探索,至2007年,我们已可明确判断:中国经济发展必将受累于严重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汪丁丁,2011,“官僚政治是市场经济的死敌”,为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国企报告》撰写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者按语,又因天则“国企报告”杭州座谈会纪要未能通过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政治审查而未能在该刊发表)。然而,中国政治改革只能依靠本土政治领袖的实践智慧。

  实践智慧,这一短语的汉语翻译十分无奈,它的英文“phronesis”来自一个希腊单词,我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里用了至少两个独立章节来介绍和追溯西方实践智慧传统的丢失与重新发现。概而言之,实践智慧既不是以必然秩序为冥想对象的“努斯”(智慧)又不是借助于偶然技巧获取成功的“技艺”,而是在应对偶然性时运用努斯的能力,故而只好译为“实践智慧”。我在近作“人类创造性的两大前提”里解释过,来自拉丁语的“判断力”与来自希腊语的“实践智慧”,二者之间关系密切,也许,我们可以用“睿智”来涵盖这两个单词。

  我们怎样获得康德描述的那种判断力?除了实践,并且以师徒相传方式积累经验之外,没有更好的途径。法官最典型,“法官”(judge)与“判断”(judgement)分享同一个拉丁文词根,为了胜任这一职务,他通常要毕生积累经验才可获得令人信服的睿智(实践智慧)。在欠发达社会里,也因为法官缺乏令人信服的睿智,法律不能获得使法律有效的权威性。我记得,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讨论过的另一需要充分睿智的职业是医生。这里,判断力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法官在许多可能影响相关社会成员未来行为的决断当中作出最终抉择的那种判断力。并且,医生需要熟悉患者的生命史和社会史,他甚至常被视为患者家族的特殊成员。两千年前,医圣盖伦曾有预言:未来每一个人将成为自己的医生。也就是说,医生的实践智慧远比法官的更具有“本土性”,他甚至必须就是患者自己。

  如果我们懂得了法官和医生是怎样令人信服的,我们就明白,本土的政治领袖们应当具备怎样的智识与豁达,才可说是令人信服的,于是才可获得使政治领导成为有效的那种权威性(汪丁丁,2008,“智识与豁达:未来十年政治领袖的品质”,《财经》杂志评论员文章)。遗憾的是,百年以来,或六十年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实践智慧正逐渐从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消失。

  回到主题,假如我们缺乏政治智慧,假如我们试图将例如新加坡那种只适用于小邦寡民的威权主义经验借鉴到中国来,那么,我们可以将各级政府的权力扩张到足以像新加坡政府控制新加坡这样一个城邦的社会生活那样控制中国的社会生活,注意到权力有强烈的收益递增性质——即权力自发地追求更大权力,我们不难想象,如同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市场经济将被如此强大的政府权力完全摧毁。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每一个大帝国的瓦解,首先由于中央财政的税收来源迅速枯竭(参阅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理由很清楚,因为,官僚政治是市场经济的死敌,当它拼命掠夺经济的时候,同时也就成为它自己的掘墓人。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将市场经济视为官僚们的“公共财”,官僚们竞相追逐更大权力的行为必定导致公共财悲剧。

  希克斯临终时说过,他毕生努力试图解释“利润”从何而来。企业为何能够有利润?因为供给曲线向上倾斜,更确切地说,是因为企业运行于它的边际成本曲线与平均成本曲线交点的右侧,同时,企业面对的需求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在这一交点的右侧相交,于是有了超过平均成本的“利润”或“拟租”。希克斯当然懂得由他参与创立的这套教科书解释,他探索的解释,远比教科书解释深刻。例如,我记得在他的一篇短文里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具有最低平均成本曲线的厂商不能无限复制自己的工厂从而使全世界的同类产品都由这家厂商提供?他提供的一种解释是这样的:因为,当最有效率的工厂被持续复制到全世界时,或迟或早,企业家管理这些工厂的能力,简称企业家能力,将成为最严重的制约因素。希克斯相信,供给曲线之所以向右上方倾斜,归根结底是因为企业家能力的稀缺性。

  我相信,读者明白了上述道理之后,不难判断,大国不能以小国为师,因为当一个小国的成功经验被一个大国持续复制到足够大的范围时,政治领袖们还有能力(实践智慧)有效管理这些复制出来的小国吗?这是一个希克斯早已看到解答的问题。诺斯论证,政治家能力与企业家能力是同一类的能力,所以,他始终持有广义的企业家概念,将政治家包括在内。那么,企业家获得利润,因为企业家能力的稀缺性。因此,政治家获得利润,因为政治家能力的稀缺性。换句话说,当一个社会承认政治家对利润的权利时,就意味着政治家能力是稀缺的。既然如此,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旨在使社会组织的有效运行不再仅仅依赖一位伟大政治家的能力——大国就无法在足够大的范围内复制任何小国的经验。

  作者为财新传媒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张柘-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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