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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亦呼唤多样性——评《政策制定的艺术》

2016年11月09日 13:31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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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经济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好的经济政策,也还有赖于其他很多领域的完善,包括价值观、信念与共同信守的社会规范
华秀萍
现任诺丁汉大学商学院(中国)金融学副教授(职称:正高)与博士生导师、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金融中心副主任、普惠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她拥有北京大学法学与经济学双学位,并取得英国谢菲尔德大学金融学硕士与博士学位。此前曾担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员、英国科学院资助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欧洲金融杂志》客座主编、君润资本兼职副总裁与合伙人等职务。她研究以中国与欧洲金融市场为主,兴趣包括资产定价、衍生品投资、数字金融、创新金融与普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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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网】(专栏作家 华秀萍)经济学家之中,很少有人真正能够做到既让研究满足个人学术乐趣、又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来直接有效地增加社会福祉。然而曾经创立印度德里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中心、并担任过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印度财政部首席经济顾问、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印度裔经济学家考西克·巴苏绝对是一个例外。他研究过的题目,不仅包括国际债务危机、技术停滞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宏观大课题,也包括工作场合的性骚扰、女性家庭地位与童工等有趣的微观小问题。打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卓贤博士翻译的巴苏的《政策制定的艺术——一个经济学家的从政感悟》(中信出版社,北京,2016.9),立即被作者的丰富知识与幽默笔法所倾倒,可谓从头到尾都忍不住会心微笑,并不断引发一些新的思考。

  巴苏一开始描述了自己从一名学者转变为首席经济顾问的过程,然后讲了印度增长的故事,并以独特视角,描述了印度的一些经济问题,并讨论了一些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作者不仅拥有全球视野,也指出各个国家存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与社会文化,并将一国的社会、行为与制度基础融入对经济政策的分析之中。

  他以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风趣的小细节,揭示一些超出普通人想象力的事实,并引发读者更深层次的思考。比如说,在印度政府的高级办公室里,人们不用敲门就进入别人的办公室,以及作者坐上政府配备的大使牌轿车的时候,司机对他说:“你现在是首席经济顾问了,以后就不必再系安全带啦”,均让人忍俊不禁。各种规范与文化的差异,在这些细节里,从书上跳出来,迎面而来。再看到作者在俄罗斯机场遭遇索贿之后,先是讨价还价,又继而选择赖账、拒绝支付贿款,并直接跑掉的情景,大笑之余,佩服作者的勇气以及分享精神。

  作者期望通过这些小例子,提出一国经济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好的经济政策,也还有赖于其他很多领域的完善,包括价值观、信念与共同信守的社会规范。这些社会规范的改变,绝非一天两天能够完成。这种情况下,基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经济改革措施,出发点是好的,但现实生活中可能作用不一定很大,并且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的效果。

  拿Williamson在1989年针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来的“华盛顿共识”为例,强调了十个方面的经济改革措施,并且主张尽快执行。其在1998年撰写的书中也提到,“华盛顿共识与民主、人权一样,应该被当作基本核心思想,无需争论。”然而,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证层面,显然他这个断言为之过早。中国与印度的经验表明,基于各国制度基础与社会环境现状的渐进式经济改革,更能推动经济增长。哈佛大学的Dani Rodrik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提及,“拉美与东欧的实践表明,现在已经没有人真正相信华盛顿共识。现在的问题不是华盛顿共识有无死亡的问题,而是什么取代它的问题。”世界银行的前副行长Gobind Nanka则警告性地指出,“没有任何规则是到处通用的,人们应该避免寻求所谓的公式化发展,也不应追寻难以琢磨的最好实践模式”。

  然而,不完全复制发达国家经验、坚持采纳独特的经济政策,即使在中国与印度这样取得较大经济发展成就的国家,依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一方面,很多发展中国家中,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的人,本来就不多。另一方面,在这些有限的具备全球发展知识的人当中,更多的人是愿意拿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得很好的范式来直接对比,很容易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扭曲”,甚至是“错误”,于是可能更期望于简单的“拿来主义”。通过考察更发达国家的经验,了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与文化方面的差异,并在肯定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从而实现边学习边创新,自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幸好的是,全球还存在一些励志的案例。比如日本,在汲取西方发展理论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的发展模式,从而不仅推动本国的经济快速增长,连国民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美国Alice Amsden教授与台湾瞿宛文教授的研究指出,台湾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市场,采用因时制宜的产业政策,推动产业成功升级,并进入高科技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良性发展。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的快速经济增长,也是走了一条有别于“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道路,一直依赖于政府与市场的共同努力。同时,在地缘辽阔的中国,由于不同省份不同城市存在不同的社会规范与文化传承,政府与市场各自扮演的作用,并不均衡,甚至大为迥异。比如民间市场相对发达的温州,与相对更依赖于国有经济与正式金融体系的宁波,虽同为浙江的城市,但历史发展、社会文化与制度逻辑非常不同,因此经济发展也各有特色。未来如何分析中国各地自身的多样性,经济政策制定的过程里,允许地方政府更自主决策,也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巴苏还指出,在运用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应该重视基于统计分析与客观数据的经验研究,以更多更准确的数据完成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比如全世界各地的广泛经验与海量研究,就提高了政策制定者对通胀的认识水平。当然,在实证研究的时候,得到正确的结论,需要有一定的识别力与价值导向。比如说,金融包容计划(financial inclusion plan,又可译成普惠金融计划)使得更多人将钱存入金融系统,从而导致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增加,引发通胀。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为了避免通胀,就不应该进行普惠金融发展。因此,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考量的纬度,从来就不是单一的。

  巴苏也强调,在各种观念与行为差异的表象下,人性,无论是美国、印度,还是其他国家,共通的地方更多。其作为印度学者,字里行间对印度社会的思想兼容并包与多元文化基础,非常自豪。在巴苏眼里,政治改革要远远比经济改革难多了,民主制度保障了其经济发展的健康的政治基础,选举变动带来的权力交接非常平静。这一点也是挺值得中国人艳羡的事情。中国的政治制度演绎历史,数千年来似乎一直逃不过朝代更迭的怪圈,经济发展经常被动遭遇结构性变迁。

  我、陈裕荟琳博士及Shameen Prashantham教授在研究中国江浙地区的民营企业融资历史的过程里发现,中国很少有连续存活百年以上的企业,而印度却有连续经营数百年的公司。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在国际关系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逻辑曾遭遇结构性变迁,即国家逻辑取代社团逻辑与市场逻辑,国有企业主导了国民经济发展,民营企业遭到陆续取缔,这一度使经济发展停滞。根据一国发展的历史路径依赖,未来中国如何再度避免制度逻辑的结构性变迁,可能也是需要大智慧的。

  读巴苏的书,除了印度经济发展的制度逻辑相对中国更稳定,还有一件让我掩卷想要叹息的事情。我发现印度的顶尖经济学家的行文活泼与思想深度,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鲜少能比肩。这肯定与中文的知识体系一直比较封闭相关,也与我们文化中对不同思想与行为的容忍度比较低有关。我们需要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学习外语,掌握不同的语言逻辑,拓宽知识汲取的渠道,更开放地汲取全球先进知识与成功经验,从而实现包容性地创新。

  未来如何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使得社会更多元化与包容性发展,并让更多的人都拥有相对稳定的法律保障与制度创新路径,无疑是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是未来几代人希望达成的改革目标。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巴苏的书,似一盏明灯,在等待我们的漫长迷航中,发出熠熠的智慧之光。全球顶尖大脑归纳总结的智慧,以及所做过的思考,能否为我们所用?这一刻,想到这个问题,再想起我们一些中国人尚且还没有经过刻苦学习的过程,就急于达到一个结论,甚至利用道德质疑取代逻辑思考,就心底忍不住涌出一股荒凉。愿我们尊重知识,尊重历史,求同存异,多元发展。

  作者为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普惠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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