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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林“电话门”告诉特朗普什么

2017年02月17日 13:20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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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既要管住自己的嘴巴和推特,还要管住自己的班底的言行。所有这些对一位习惯于信口开河,而不习惯被媒体、公众以及自己的政敌与盟友质疑和挑战的“民企老板”的确太难了
宦国苍
博智资本董事长;曾任汇丰银行投资银行亚太区主管,花旗银行集团投资银行亚太区联席主管,巴克莱银行投资银行大中华区主管, J.P.摩根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德意志银行投资银行固定收益分析师。哈佛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习2年后出国(肆业)。担任过卡塔尔国际金融中心董事,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并且在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问题中心,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杜鲁门国际和平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担任过访问学者。

  【财新网】(专栏作家 宦国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闪电式”下台对尚未满月的特朗普政府无疑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目前,事态尚未了结。民主党人和媒体还有许多“想象空间”和“发挥余地”:弗林与俄罗斯大使的电话沟通是否为特朗普的授权或授意所为?内容是否已经全部“交代”?是否涉及俄罗斯黑客“干预”本次大选?事后(不止一次)是否向时为竞选人或候任总统的特朗普报告过?特朗普班子中其他关键人物是否也参与其事,或者至少知道“来龙去脉”?这类“通敌”行为的背景如何?是否与莫斯科被指控的运用网络攻击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扶正”特朗普有关?如此,等等。至少从目前“参与”各方(两党政客、媒体、情治部门)的表态与说法来看,“尘埃”远未“落定”,续集也许会更加精彩。用“水门事件”或“纸牌屋”来形容这一事件也许还早了一些。但是,“各路豪杰”显然已经摩拳擦掌。

  这次“电话门”事件反映了什么?也许下面几点是值得关注的。第一,这一事件应该不是所谓的“建制派”(establishment)向所谓的“民粹主义”总统的“反扑”——如一些学者所言。我们说过,各种关于“建制派”与“民粹主义”的说法都缺乏清楚、严格的定义,也没有足够数据的支持。而用这两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划分支持或反对特朗普的美国选民则更加离谱。其主要原因有二:首先,从统计数字上看,以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等指标来分析的话,民间的两大阵营(即被撕裂的美国社会的两大“块”)的结构与差距都不算大。但是,两大阵营对于种族、宗教等社会问题的立场却尖锐对立。换言之,自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来,种族、宗教矛盾又一次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其次,说特朗普的团队代表了“民粹主义”实在有些勉强。人们最多能说的也就是特朗普本人对“建制派”进行过各种批评——也许没有错。但是,谁又能证明特朗普“新政”代表了美国“多数”或“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和利益呢?特朗普并没有获得多数选票。他的“新政”是否有利于“多数”选民还有待于观察。那种套用定义与概念不清,并且结论跳到事实前面去的做法难以“服众”。

  第二,悠悠万事,“规矩”为大。一个法制为基础的社会讲究的就是“规矩”——法律而非其他。宁可相信人性“恶”,并且用各种“规矩”来防范也许最伟大领袖可能犯的小错误,应该是美国宪法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在这样的法制之下,才会有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弹劾,“伊朗门事件(Ian-Contra)”对里根的压力,“拉链门事件”使克林顿如坐针毡,小布什被调查其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以及许多针对权贵们的制衡、罢免、追究。换言之,选民的权利和权力是需要法制加以保护,而执政者行为是要由法制制约和制衡的。体制本身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对权利的制衡和对民权的保护。“普天之下,没有人高于法律(No one is above law)。”当然,与所有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一样,美国的政治/法律体制的演变和进步也是一个漫长、复杂、部分血腥,并且常常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两个过程相互博弈、作用(包括反复)的结果。

  第三,“民意”。我们看到,2016年的选战的另类招数很多,而且旁门左道之计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一个颇为极端的例子就是特朗普指责奥巴马没有资格当总统。原因是什么奥巴马“没在美国出生”,或者“其出生证是伪造的”。此说自然是无“稽”(证据)之谈。这一“重复多次”的谎言也没有变成“真理”,但却在以中、低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白人为主的“特粉”们中赢得极大的共鸣:他们对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占据白宫达8年之久早就十分不满,只是无法公开直说而已。特朗普说出了他们的心声,而作为依据的后半句对他们却不重要。“群众运动”既不需要理论,又不需要逻辑,甚至常常连事实也不需要,需要的只是“忽悠”和“激情”。在这方面,特朗普和他的竞选班子表现极佳。但是,从美国“民意”的角度看,美-俄(过去是前苏联)对立、对抗有意识形态/文化、制度的根源,更有国家利益的冲突和对抗。几十年“冷战”和局部“热战”下来,对立意识根深蒂固,要轻易改变这种“民意”谈何容易。弗林在选战中和获胜后与俄罗斯大使的通话自然会使媒体/公众和反对特朗普的政客们追究弗林及其“老板”是否求助莫斯科,让俄罗斯黑客提供“炮弹”攻击希拉里,以赢得选战。

  第四,“内外有别”。我们说过,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变化不完全取决于一些国家(包括美国)领导人的个性和偏好。美俄关系也是如此。再提一下几个要点:1. 前苏联解体之后,两极与“大三角”结构没有转变成所谓的“单边”主义或“一股独大”的国际体系。2.只有俄罗斯具备全面威胁、挑战、对抗美国整体安全的战略和常规军事能力,而国际均衡的性质和威胁的定义是以能力(capabilities), 而不是以意向/企图(intentions)为基础的。3.从已经发表的各种说法来看,特朗普是计划大幅度增加军事开支的。而这一计划是与他关于缓和美俄关系的说法相矛盾的。美俄“修好”“缓和”的过程还很长、很复杂。4.美国的欧洲盟国们对俄罗斯的担心、抗拒和敌对也是根深蒂固的,而远远没有到可以“一弃前嫌,把酒言欢”的地步。5. 从全球的角度看,特朗普政府面对的是三大“板块”:一个混战不已、分崩离析,并且直接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大中东”(从巴基斯坦到土耳其,再加上非洲北部);一个动荡分裂的欧洲——基础动摇的北约与欧盟,加上与俄罗斯的博弈与对抗;一个相对稳定的亚洲(连朝鲜半岛也没有“失控”)。

  在这种大格局下,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弗林急于与莫斯科沟通,也许是为了缓解和降低美国受到的国际压力,并且在“反恐”和乌克兰等问题上相互配合。但是,他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以“错误的”身份,与“错误的”人讨论“错误的”事,实在“荒腔走板”,犯了“大忌”。在军队里干了一辈子的弗林因为自己的低级错误丢掉了“乌纱帽”,与他是否为“建制派”风牛马不相及。

  我们说过,毫无从政经验的特朗普需要边干边学(“on job training”)。所以,他在白宫的“蜜月期”会既短暂,又复杂,并且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意外。他既要管住自己的嘴巴和“微信”(推特),还要管住自己的班底的言行。所有这些对一位习惯于信口开河,而不习惯被媒体、公众以及自己的政敌与盟友质疑和挑战的“民企老板”的确太难了。“好自为之”也许应该成为其一日三省的座右铭。

  作者为博智资本董事长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王丽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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