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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老龄化前,改革和中高速增长具有紧迫性

2018年01月30日 16:57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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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老龄化时代来临之前的改革和发展,给我们留出来的时间不多了
周天勇
周天勇,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领域:国际战略、中美关系、宏观经济、经济发展与增长、财政体制改革、金融风险控制、土地制度与房地产、城市化、国有企业改革、农村经济等。

  【财新网】(专栏作家 周天勇)中国未来只有通过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才能摆脱人口老龄化的羁绊,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未来经济和社会较紧迫的形势就是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老龄化。农村人口从年轻时期到老年,能不能进入城市成为市民,也就是说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有其窗口期,不能待在农村中,或者青年时出来,老年时又回去,等到三十年以后他就不能城市化了。生育也有窗口期,二胎、三胎……过几年很多人就生育不了了,而且下一代又减少了,生育资源又收缩了。现在还不放开生育,不鼓励生育,又会使人口收缩程度加大。

  紧迫期是什么原因?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口进入老龄化阶段会产生劳动力不足、创新和创业人群收缩、养老金缺口、财政紧张、金融体系不稳定等很多问题。现在老龄化的情况还不是特别严重,人口老龄化特别严重以后,还说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那就没有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了。我们还得积累应对老龄化的财富;要提高居民富裕程度、生活水平,缩小收入差距;还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消化不良债务;还要建设适应老龄人口社会的基础和设施体系,比如电梯等;国防实力也要在老龄化之前建设得更强一些。因而,严峻老龄化时代来临之前的改革和发展,给我们留出来的时间不多了。

  从历史的经验看,1978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四次下行,三次上行,第一次下行70年代末,后来1979年、1980年开始上行;第二次80年代中期往下行,90年代初又往上行;第三次90年代末,后半期往下行,2000年,特别2001又上行。从这三个阶段来看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第一次是农村农民联产承包,允许计划外发展乡镇企业,东部沿海地区如广东等地搞“三来一补”和出口创汇,传统的体制外增量因素推动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上行。第二次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后,1992年承认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合法化;再就是颁布了鼓励外资投资中国的三部法律,大量的外资进来,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起,推动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第三次经济增长速度上行,是因为废除了19000条法律法规,整个制造业全面向外资放开,欧美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投资建厂,中国用市场换技术提升了产业的技术水平,推动了21世纪初到2007年的经济增长上行。可以看出,每次经济增速上行都是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启动的。前两次增长从下行扭转为上行,我们没有用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没有用。只有第三次将经济增长下行扭转为上行时,1998年朱镕基总理用了赤字,发行国债,上基建项目,稳住了增长速度。但是经济增速真正上行,还是2001年加入WTO,外资大规模地进来以后。所以,每次经济增速从下行扭转为上行,都是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启动的,每次改革对经济增速的边际推动力是下降的,每一次改革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是我们用改革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三个启示。

  还有一个启示,就是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体制内内涵式改革和体制外扩张式改革之间互动。1978年联产承包,土地也没增加,劳动力也没增加,就是在集体经济之外,搞了个“联产承包”;又在国内经济外,搞了“三来一补”和出口创汇;在计划内的国有经济外,搞了个计划外的乡镇企业。传统体制是,计划经济壮大城镇国有企业,限制发展计划外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发展起来,城市里的一些机器设备转移下去,星期日工程师下乡等等,农村乡镇工业额外发展了一块。新经济增长动力就是这么获得的。从第二次和第三次上行看,也是先在体制外,国有经济外,大力发展了个体、私营和外资,在存量之外增加了很大一块发展的增量因素;而且放开制造业,在原来存量的基础上,欧美、日本、韩国的资本、技术、管理和市场渠道进入中国,加上中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相结合,形成了增量的生产能力。成为强劲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增量性动能。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关于适度经济增长速度在经济学界有一次争论。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一批经济学家论证经济增长速度9%及9%以上太高,5%刚刚合适。这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论证和结论。最近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不要赶超型速度了,不要GDP了,似乎感觉似曾相识。

  紧迫性就是必须得有赶超型增长速度。老龄化之前是很紧迫——有劲儿的时候,壮年的时候要快跑,老年了就跑不动了。国民经济没有赶超型速度,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许多学者较为乐观,有些学者说我们现在已经超过美国了,有的说我们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毫无悬念。但是,从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偏低、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老龄化速率加快、高收入国家门槛动态提高、金融可能面临的风险增多等因素看,不保持超过高收入动态门槛提高速率的经济增长,没有金融体系长期稳定的状态,能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就消化金融体系中的不良资产看,经济增长速度快一些,良性资产多了,不良资产的比例就会下降,实际是国民经济杠杆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慢,不良资产就会难以消解。就如骑自行车一样,快一些,不容易翻倒;而速度慢了,则容易翻倒。

  因此,在人口严重老龄化之前,保持一个赶超型经济增长速度非常重要。还需要保持金融的稳定性,人民币一旦大幅贬值,或者离高收入国家越来越远,或者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又跌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其提高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作用不大;而改革,则通过体制创新和增量方面,提高国民经济潜在的增长能力。

  改革和发展以及经济宏观调控和方法上要有平衡和对冲的思路。什么意思呢?即现在的改革、发展,经济政策有时可能总体上是收敛性的。比如去僵尸企业是收敛性的,去杠杆是收敛性的,开征环保税是收敛性的,煤改气也是收敛性的;如果没有扩张性的改革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去对冲,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压力会加大。

  存量性改革一定要和增量性改革相结合。如国有企业这样的存量改革一定要推进,否则,效率太低。但是,需要以民营经济混改,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也需要更大的关注放在体制外的增量改革方面。比如,结合增加淡水技术和工程,推广土地改造新技术,通过增量土地产权改革,谁投资改造土地,土地在国有或者集体不变的情况下,土地使用财产权归土地改造者拥有,并配合以一定的建设用地、设施建设等政策,扩大耕地、林业、小城市、人口转移、旅游业等方面的发展空间,给国民经济增长带来增量性的强劲动能。

  最后讲讲改革的逻辑和内容。首先企业要休养生息,减税,降低成本,比如能源、交通、土地这些要通过政策把成本降下来。第二个逻辑是产权,不光存量产权,比如农村土地,要把造林、未利用土地改造这些增量的产权改革放开。举个例子,那儿有一块可改造的沙漠你去改造,土地使用财产权一百年归你。有没有这种增量性的大力度的突破性的改革?比如知识产权,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知识产权50%、60%的股份发明人,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易,强制向社会开放等等。这些都是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

  另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城市教育、医疗体制要配套改革,让人口流动起来。美国30年代的经济增长1/4的速度来自人口迁移,我们现在反而造成了大量的错过城市化人口,人口城市化有窗口的,现在不让他们进来就变成错过城市化人口了。我们在农业领域窝了一亿劳动力,两亿多农民按照墨西哥、土耳其、印尼这些国家农业就业的标准多了一亿,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需要让资金、劳动力、项目、人口、技术、土地等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盘活,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再一个是放开生育,而且要鼓励生育。现在为什么还对三胎要控制?一胎生育意愿者下降了。另外,你得鼓励了,生下来幼儿园、托儿所国家义务办,房价降下来,教育费用降下来,使中国恢复人口生机,积累消费,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

  只有用这些大力度突破性改革,在未来形成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上行的两三个冲刺,隔几年上个发展的台阶,才能在未严重老龄化之前富起来,并顺利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本文是作者1月27日在新供给50人论坛上的发言,有删节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吴秋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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