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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的定价问题谈“阿罗第二不可能定理”:金钱不能买到什么?

2018年02月14日 15:49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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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知识只能免费,这是因为它只吸引少数能够理解它的人。这些人是最可宝贵的,他们投入的理解力和理解一流知识的艰辛,价值远远超过任何付费知识的市场价格
汪丁丁
财新传媒学术顾问,财新网“丁丁随笔”专栏作家,《新政治经济学评论》主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返聘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及学术委员会主席。著有《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经济的限度》《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行为经济学讲义》《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行为经济学要义》等作品。

  [编者按:关于知识定价,财新专栏作家汪丁丁近期连续发表了《为什么一流的知识只能免费》《为什么付费的知识必定是三流的》《汪丁丁答友人:由付费方式决定的社会正义》。本文原载《财新周刊》,标题为《金钱不能买到第一流知识》,以下为未删节原文。近期,作者还将继续就知识定价问题撰写数篇专栏,欢迎关注。]

  【财新网】(专栏作家 汪丁丁)前几日我写了短文,“为什么一流的知识只能免费”(以及“为什么付费的知识必定是三流的”),在“知识付费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引发广泛争议。我意识到必须写一篇或多篇长文,详加论证。王烁建议,财新首发。也因此,我增加了这样一项副标题,以符“财新”一如既往的立场。

  对于财新读者而言,或者对任何探询关于金钱的智慧的人而言,桑德尔的著名问题,“金钱不能买到什么——或市场的道德限度”(Michael Sandel,2012,《What Money can’t buy —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Penguin Books),直指人心。可是我不很喜欢桑德尔列举的案例,还不如环顾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随手拈来。例如,我接着桑德尔的问题再问:富豪为自家子孙物色最佳配偶,难道真相信只用金钱就能买到有卓越教养的配偶?事实上,远比桑德尔的“科普演讲”更深刻的,是我反复引用的阿罗1972年的一篇报告(Kenneth Arrow,1972,“gifts and exchange”《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 1,no. 4,pp. 343-362)。阿罗论证的第一命题是,在商品交换中,只要交易各方关于商品的信息不是完全对称的(信息经济学术语:“信息不对称性”),商品交换就要求信任或其它美德。事实上,哈耶克以及奥地利学派第一代宗师门格尔,比阿罗更早意识到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哈耶克为布坎南提供考据:“商品交换最初是在朋友之间发生的”(布坎南1998年对我提及此事)。根据这一原理,阿罗试图分析为什么商品血的质量普遍低于义务献血。然后,阿罗指出,事实上,在市场经济里,美德很难有价格。这就引出我多次介绍的阿罗第二不可能定理,阿罗询问,假如法官判案的唯一标准不是正义而是金钱多寡,那么法律是否还成为法律?类似地,假如诺贝尔奖只颁发给出价最高的人,那么诺贝尔奖是否还有意义?广义而言,美德或心性,遵循大致类同的原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金钱最可能引发最关注金钱的人的兴趣,其次引发不那么关注金钱的人的兴趣。依此类推,一流的头脑最可能引发正在物色一流头脑的人的兴趣,一流的知识为了获得一流的头脑的关注,必须是免费的——完全取消它自身可能有的“金钱”这一属性。更常见的情形是,一流的头脑为了避免误解,甚至不乐意与三流的头脑相提并论,它甚至愿意付费或至少不收取报酬,以避免被贴上“三流的”这一标签。以心性的品级而言,中国历来有“清流”与“浊流”之分。我心目中的“财新”立场,就是永远坚守对现实与主流的批判姿态,这就要求我们与金钱保持足以形成批判姿态的距离。虽然,阿罗认为,义务献血的道德价值是否必受商业血市场的侵蚀,这是一个尚待检验的命题。

  阿罗在这篇文章里的核心论点,多年来,我称之为“阿罗第二不可能定理”——概述为:不存在可扩展到包括全部社会生活及属性且仍能正常运行的市场。阿罗这篇文章是在“利他主义与经济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主旨是论证利他行为有助于改善经济效率。在三类情形下,可发生利他行为:1)每个人的福利改善不仅依赖于他自己的满足感而且依赖于他人的满足感,从而,利他主义而不是嫉妒,与每一个人的福利之间形成正向关系——例如投票同意政府将税收用于扶助弱者;2)每个人的福利不仅依赖于他自己的效用水平和他人的效用水平,还依赖于他对他人效用的贡献——从利他主义行动(例如担任志愿者)当中获取满足感;3)每个人都是“启蒙了的利己主义者”,基于精确计算而感受到自己必须承担隐含的社会契约义务去帮助他人——阿罗认为这一情形符合康德的“道德律令”或罗尔斯的“正义论”。

  关于上列第三类情形,由于社会契约学说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仍有争议,此处姑且不论。前两类情形,在中国社会是可观测的,即志愿者行为(第二类情形)与嫉妒行为(与第三类情形负相关)的普遍化程度。由于税收与公共开支在中国尚未纳入正常的民主财政框架,公民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投票赞成转移支付(在民主财政框架里意味着强者帮助弱者),是尚待检验的命题。所以,我们观察到的嫉妒行为如果足够普遍,或可视为“政府失灵”的标识。

  何为一流知识?我在《思想史基本问题》里有长篇阐述(这本书将于2018年5月出版)。简要地说,一流知识的特征是,人类在数百年里只有数次机会与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相遇,如果你幸运地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而且你获得了重要性感受,那么根据我多次概述的“怀特海三段论”——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重要性感受,你就有了表达自己的这一重要性感受的冲动。注意,此时,你绝不会为了让大众理解你的表达而扭曲你对重要性感受的表达。我在《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里谈了这件事,维特根斯坦是典型。那时,剑桥的凯恩斯小圈子里的人认为只有拉姆齐才可能采访维特根斯坦,尽管拉姆齐是剑桥公认的年轻天才,而且我为他特别写了一篇传记性散文(“流萤穿过空庭”),可是,第一天谈话结束时,维特根斯坦问他听懂了吗,他回答没有听懂,希望次日继续谈话。维特根斯坦说:dam it! 因为,他只能完全重复这一天的表达,不能接受他对自己的重要性感受的最佳表达之外的任何表达,哪怕是为了让眼前这位青年天才听懂。这就是一流的知识,它如此圣洁,以致有幸遇到它的人只能为它而活着为它而表达,福柯的名言:记住,不是我在言说,而是话语借助我在言说!旷野呼喊,不是我在呼喊而是查拉图斯特拉被世界精神附体不得不如是说!古人之学乃为己之学,今人之学才是为人之学。知识收费,于是知识表达必须降低到购买者乐意接受的水平。从而,可交易知识的表达方式不可能继续忠于只有一流知识才可表达的那种重要性感受。事实上,一流的知识只能免费,这是因为它只吸引少数能够理解它的人。这些人是最可宝贵的,他们原本不应付费,他们投入的理解力和伴随着理解一流知识的艰辛,价值远远超过任何付费知识的市场价格。人类最稀缺的,永远不是权力与金钱而是理解(关于“善知识”的判断力)。虽然,芸芸众生仍被权力和金钱驱赶着,虚度年华。我再解释一次:一流知识之所以难以理解或难以接受,是因为它只服从根本重要性的准确表达,它绝少服从愿意付费的大众根据市场交换原则而预期的通俗化标准。胡风写信评论毛泽东的文学路线(以“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为核心内容)及文学的使命:究竟是大众化的文学,还是化大众的文学。胡风显然感受到文学的内在特质具有某种神性,从而很难成为大众化的。并且,惟其不能大众化,文学才能有教化大众的社会功能。

  上述原理不仅适用于纯粹思维领域,而且广泛见于应用科学诸领域。例如,在计算机软件领域,在这里,编程(表达)始终需要在实现重要性感受的天才算法(通常极简短)与面向用户的大众化表达(通常很冗长)之间权衡。以致,用户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任何应用软件,都要求用户投入相当大的人力资本才可学会使用这些软件。完全个性化的应用软件,或许在“奇点降临”之后,可由“人工智能母机”为每一用户“量身定制”。又例如在金融领域,凡有过投资经验的读者都明白这句华尔街名言:股市里没有专家,只有赢家和输家。虽然,每年都有“成功”投资人著书立说,而且这些著作并非无聊空谈。一方面,投资类书的内容,是可交易知识,当然也是用户友好型的知识。另一方面,关于投资的重要性感受是无法通过读书获得的。我的经验表明,假如投资界公认的那几位天才有机会面对读者,他们很可能告诉读者:成功投资人的重要性感受能力,根本上说,只是一种人格气质。当然,人格气质是不可交易的,犹如美德之不可交易。

  关于市场与美德各有独立性的上述基本原理,也可用于讨论企业家能力以及市场过程的演化结局。根据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教科书定义,企业家能力是对潜在盈利机会的敏感性。注意,这里并未明确定义社会文化道德法律等制度因素对潜在盈利机会的重要影响。借助“阿罗第二不可能定理”,我们可根据企业家的“道德底线”将企业家群体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为简化论证,假设完全没有道德底线——只要有利可图,坑蒙拐骗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另一类,为简化论证,假设有长期坚守的道德底线——在转型期社会或任何失稳环境内哪怕有暴利可图也不因此而放弃道德底线。

  人类社会演化,不论根据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还是根据诸如社会生物学这样的演化理论,确实形成了全人类通有的一些美德(道德底线)。最著名的研究报告,可参阅心理学家海特晚近的著作,中译本《正义之心》。但是我不认为这一译名合适,参阅他的正规研究报告:Jonathan Haidt,et. al.,2012,“tracing the threads: how five moral concerns (especially Purity) help explain

  culture war attitudes”,《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vol. 46,pp. 184-194。海特团队的数据分析显示,“关爱”、“公平”、“忠诚”、“权威”、“纯洁”,是人类的五种普适价值。不过,这些价值的重要性排序,在不同文明或不同族群之间有显著差异,由此导致“文明的冲突”。尤其是“纯洁性”——宗教感由此而来,而且地域和族群的演化形成不同的纯洁感和神圣感,如果这类情感的价值排序极高,则可引发“宗教战争”。

  中国文化传统,由于孔子的贡献,宗教很难成为主导性的社会力量。近代以来,略如梁漱溟所论,与西方社会的“个人本位”相比,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然而,邹谠指出,上世纪“百年革命”已基本铲除了中国宗法社会根基,于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瓦解,新的社会尚待重建(参阅:邹谠,《中国社会再解释》第一章,及甘阳为此书写的序)。带着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这些政治和社会遗产,在以往四十多年里,我们看到的企业家,不论是被认为“成功”的还是被认为“失败”的,都表现出人格气质和道德底线的显著差异。所谓“基业长青”的企业,用德鲁克的刻画,就是能够融入本土社会的企业。事实上,德鲁克比阿罗更早意识到类似“阿罗第二不可能定理”这样的企业原理:长期而言不可能存在脱离本土社会的企业。

  如上铺叙之后,我们不难看到,坚守道德底线的企业家——虽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正在融入本土社会,他们的企业(延续至今的或失败之后再创业延续至今的)很可能是基业长青的。但是我们也不难意识到,如果有足够多的足够重要的社会成员不再坚守的核心价值,那么,毫无道德底线的企业家更可能成功并将那些坚守道德底线的企业家从市场里驱逐出去——“柠檬原理”或“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最终,市场与被市场同化了的社会趋于消亡。在这样两种可能的均衡结局里,我们当然希望进入前一种均衡。那么,我们的公共政策就应采取相应的态度,至少不应无动于衷。不过,我只能稍后回来探讨这一主题。

  请注意,我表达的“阿罗第二不可能定理”,在上面的论述里又被表达为“关于市场与美德各有独立性的基本原理”。这一表达不意味着“凯撒的”与“上帝的”互不干预,恰好相反,阿罗论证,仅当市场与美德匹配得当,人类社会才有文明可言。假如读者能够想象两个集合,其一是市场的,其二是美德的。那么,美德的集合与市场的集合,二者之间的交集不应是空集(否则市场无法生存),并且,这一非空的交集必须与美德集合的核心部分保持足够远的距离(否则美德无法生存)。

  以上全部论述,读者在新古典经济学教材里无法见到。这是因为经济学假设“完备理性”——排除了信息不对称性,于是新古典经济学不再关注转型期社会与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可能的均衡结局。行为经济学不再假设行为主体具有完备理性,在这一意义上,它更适用于现实世界的社会与经济。不过,它必须克服为此而有的代价——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理性选择模型的数学复杂性。阿罗的洞见,符合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经验。但是还需要理论努力,才可得到这一洞见的数理证明。参阅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阿罗不可能定理的证明过程,不难看到阿罗第二不可能定理的数理证明思路。甚至可以说,第二不可能定理其实是“自由-效率-正义”三元不可能定理(这是“阿罗第一不可能定理”的拓展形式)的推论。读者可以想象,“自由”意味着每一个人能够坚守自己的底线,“正义”意味着阿罗想象的实质公平,此处不展开讨论,“效率”是最需要改造的经济学概念。然后套用同样的逻辑,可论证不可能有同时是最自由的、最有效率的和最符合正义理念的社会。

  与上述关于企业家行为的分析类似,我们不妨也分析一下“知识行为”。首先,每一类知识都有一个内核是不可交易的,而可交易的部分其实是从这一内核派生的。在投资分析中,这一内核被称为决定了重要性感受能力的人格气质。在计算机软件的分析中,这一内核被称为决定编程能力的天才(禀赋)。总之,这一内核与“心性”不可分离。也因此,它无法进入市场。老贝克尔在2010年(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为芝加哥大学“人力资本”研究班授课时,首先指出,人力资本的两大性质,其一是与人的不可分离性,其二是各类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强烈互补性。事实上,贝克尔这一课程的其余部分旨在展开论述这两大性质。也是因为有这样两大性质,当中国在2005年至2015年期间基本进入德鲁克定义的“知识社会”之后,怎样为知识定价或怎样为掌握知识的人的劳动定价,成为中国经济理论的核心议题(汪丁丁,“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绝大多数可交易的知识,显然不是信息完全对称的(否则不必交易)。知识定价的经典困难在于,信息不对称性足够强烈以致买方在未能熟悉卖方出售的知识之前无法判断卖方叫价是否合理,而卖方在买方无法判断叫价是否合理时无法判断买方的价格底线。对这一难题的经典解答是所谓“以专家对付专家”(David Hirshleifer,et. al.,1992,“a theory of fads, fashion, custom, and cultural change as information cascad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100,no. 5,pp. 992-1026)。这就是说,交易双方都有可信任的专家经验,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双方的专家经验具有同等水平,双方就在多大程度上消解了信息不对称性带来的定价困难。在成功的市场实践中,最可信任的专家(或专家经验)通常由与交易无关的“第三方”提供。第三方的名誉相当于专家经验的资产化,并且这一资产的价值远高于为交易参与方的短期利益作弊可获得的潜在收益。对知识生产而言更重要的是,第三方资产常可用来赞助第一流的知识生产——这是“硅谷模式”的重要环节(“hybrid organizations and competition”)。中国目前最缺乏的,正是这类独立于交易的第三方专家资产。导致这一悲惨状况的,当然与长期以来市场受政府强力干预的政治经济传统密切相关,但也与政府减少干预市场之后毫无道德底线的企业家主导了市场密切相关。

  假如保持独立性的第三方专家经验完全缺失,则知识定价更可能被毫无道德底线的中间商操纵。这是因为,引用上述贝克尔关于人力资本的第二大性质,人力资本各类投资之间强烈互补。我们很难想象也很少遇见毫无道德底线的知识人拥有一流知识,或有着被一流知识吸引的心性。可交易的知识不是一流知识,所以,中间商可能雇佣许多三流专家操纵知识市场。此处,我略去了相当冗长的关于不存在二流知识的市场的经济学论证。或许读者自己就可论证,只要将“二流知识”理解为虽然缺乏原创性但仍难以被大众接受从而必须大众化为三流的知识。

  中国目前的知识状况远比上述各可能情形更复杂。首先,长期以来,在从事知识生产的部门里形成了最严重的官僚管理体制。也因此,这里的知识绝大多数是二流的和三流的。其次,由于官僚体制的巨大浪费,长期以来,知识人的劳动报酬严重低于有效率的水平。第三,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人均年收入三千美元以上(2010年可比价格)的所谓“大都市化”阶段(除非中国异常),各国经验表明,这一发展阶段的特征是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从物质生活转向社会社会与精神生活,因此而形成巨大的知识需求。与此相关,第四,互联网技术普及时期的“知识付费”运动足以迅速改善知识人长期偏低的劳动报酬。于是可预期,第五,在以上因素的联合作用下,知识人的劳动时间将大幅度配置于可交易的知识市场,从而迅速减少知识人在官僚管理体制内的劳动时间。这一演化过程的可预见的结局,略去论证:第六,要么是知识的官僚化管理体制消亡,要么是知识生产过程的消亡——在可交易的知识之外没有知识,相当于美德被市场化于是消亡。最后,我是悲观主义者故而倾向于忽略这一最乐观的可能性:第七,乱局之内涌现并形成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方专家经验及其长期信誉资产。

  作者为财新传媒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返聘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及学术委员会主席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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