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受阻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财新网】（专栏作家 周天勇）一、引言

　　进入21世纪后，中国GDP增长在2007年到达最高速度14.2%，2012年跌到8%以下，至2016年为6.7%，下行时间已经长达9年。对其原因，学术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在诸多的体制障碍下，人口流动和迁移受阻及其积累效应，是这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关于人口流动和迁移对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影响，国内外已经有过许多文献进行探讨。经典的理论包括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英国学者刘易斯（1954）早在1954年就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农村中主要是农业经济体系，耕地数量的有限性决定了产出上限。劳动力数量超过产出上限所需后，持续增长的人口就将形成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但在城市中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各部门中存在大量可再生性的生产资料，生产规模大、效率高，同时工资也相对较高，农业经济体系中的剩余劳动力就会选择向工业经济体系中转移。在刘易斯的理论体系中，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工业部门得到发展从而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再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最终实现良性运行，人口流动将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1960）的人力资本论则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同时增加个人收入，而通过教育可以促使个人收入的分配趋于平等。从人口迁移的角度来说，身体素质相对较好且文化水准相对较高的人口才能迁出农村，并且人口迁移过程是提高人力资本的一种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迁入地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人口流动迁移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渐发展。Glomn.G（1992）通过对人口迁移与人均收入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人口迁移对后者存在积极作用。Johnson（2003）在其研究中发现，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不受限制且速度足够快时，人口的迁移将缩小农村与城市的收入差距。LEE（1966）利用韩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人口迁移能够缩小区域间经济水平的差距。Robert（1985）则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导致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而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则会反过来促进农村和城市经济的共同发展。总体来说，国外学者大多认为适当有序的人口迁移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的经济文化背景，人口迁移对经济的正面影响是否同样存在于中国还需要国内学者进行大量的研究。彭玉兰（2015）通过引入人口聚集效应的影响，认为当人口迁移足够多时，人口流动将会使迁入地的经济处在长期增长的状态中，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存在规模经济和知识溢出效应，从而促使迁入地的经济增长。董栓成（201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单个区域流入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正向作用，流出人口的这一效用不如流入人口。王桂新（1996）则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口迁移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贡献了15%左右。左学金（1995）认为人口迁移能有效提高迁出地人口的收入水平从而对迁出地经济产生正向影响，同时能够缓解迁入地劳动力不足的困境。从这个角度来讲，人口迁移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水平的差距。但改革开放初期该差距缩小之后又在一段时间内拉大，他认为这一差距是制度因素导致城乡迁移受阻造成的。段平忠（2005）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一观点。通过对不同时间段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研究，段平忠发现劳动力增长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长效的，人口流动也确实存在使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作用，但根据引入无素质差异人口流动的实验结果来看，他认为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将减弱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这一影响。总体来说，中国学者认为人口流动将促进经济增长，有利于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如果人口流动受到制度方面的阻碍，将造成国民经济的损失。Xu Kai（2014）从户口制度角度，定量评估了取消中国户口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他的研究发现，由于户口制度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口劳动力的流动和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分配，取消户口制度可以提高4.7%的实际人均收入；而且，如果中国废除户口制度减少对人口流动的限制，这也将对周边国家的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比如对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越南分别降低其2.7%、3.2%和4.1%的人均GDP。其经济含义，中国如果放宽户籍限制，改革阻碍人口流动的体制，加快人口流动，可以将流失的一部分经济增长，转移回国内。蔡昉（2004）也在其关于影响经济长期发展的因素的研究中，认为人力资本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存在较大的潜力。中国从1958开始，进行了户籍体制方面的安排，对人口流动和迁移进行了行政管制。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劳动力流动方面进行了逐步地放开，然而，户籍体制并没有彻底进行改革，农村土地在市场经济中也没有得到合理的配置，使其形成了农民不能实现价值的“休眠”资产，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盖庆恩等（2017）等通过两部门模型对2004-2013年的数据进行了测算，认为如果土地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该期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1.36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