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良法善治为价值导向，倡导建立“国家-社会-公民”三元视野或分析框架下的新型评价标准体系

香港法院延续了人·权保障领域的能动状态，但在面对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案件以及政治性案件时，香港法院又发展出一套基于司法技术理性的司法节制，以期维护特别行政区法治的统一与稳定

我国时隔四十年后重启特赦制度而实施的此次特赦，其中蕴含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值得认真体味

没有程序规定，本来是没有“牙齿的老虎”

道德标签主义，诛心拷问，偏离客观

没有刊物的多样性，无以表征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高谈学术伦理也未必能够华丽转身

有必要重塑地方人大常委会和立法的政治过程，确保立法质量和立法公正，让地方立法回归民主

万里在1986年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基于法治一般规律和中国的政治现实，在推进中国政党法治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核心力量和关键场域；良善的国家法律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是必要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制度资源；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和依法执政是实现机制；各政党的活动受到宪法法律、各自党内制度规范的严格规控，以及外部的有效监督是目标任务；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治动力是理想愿景。而在此过程中，在构建政党法制和依法执政具体制度机制等方面，都还面临着诸多困难

正是法官与律师的共同努力，才使得辩证理性真正成为统治性力量，使得人们可以生活在智慧也即合理的规则，而不是强制性暴力的统治之下

当下对司法改革的理念、具体设计，这是歧路长跑，就是将很多不是关于司法理念和司法观念的一种正确认知装到司法改革的瓶子里，这样就在一个错误的理念之下，一定会呈现一种情况

司法改革必须有民主的协调发展，“暗室密议”不开放改革讨论空间，不让社会大众有参与的机会，不仅可能造成改革智慧的局限，而且必定造成改革正当性和权威性资源的极大流失

将宪法解释的相关程序制度化和法律化，推动宪法解释活动的经常化和法治化，使宪法在保持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基础上适应社会变迁，推进宪法全面有效实施，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已是当务之急

过度迷恋高权单手摆平之能力，排斥无偏、无惧之公正独立司法的作用，则社会治理将透支巨大成本，且易陷社会于一地鸡毛的糟糕失序状态

最高检察院法律解释权不仅缺乏合宪性基础，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面临许多现实困境

真正落实宪法有关国家尊重、保障人权的规定，加强有关警察权控制的法治建设是当务之急

20世纪以来的科技迅速发展，社会日益多元化和专业化，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层出不穷，它们要求立法者对其有相当程度地了解和把握，这是出自各个阶层的代表都难以做到的，因此对立法助理的需求也日益提升

贡斯当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了卢梭主权理论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因而极力主张为主权设立围墙，以免人民主权成为另一种“利维坦”

私下场合作出的非正式言论能否作为评判究责之依据，“以言治罪”的界限在哪里仍有待探讨

两个禁止非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规定，凭逻辑想象建立了一个司法机关记录、政法委通报、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机制。优点在此暂且不论，其可能存在的缺失依然是“谁来监督监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