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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及其需要解决的问题

2015年06月25日 21:10 来源于 财新网
当下对司法改革的理念、具体设计,这是歧路长跑,就是将很多不是关于司法理念和司法观念的一种正确认知装到司法改革的瓶子里,这样就在一个错误的理念之下,一定会呈现一种情况
秦前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政府行政复议专家组组长、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财新》专栏作者。《法学评论》主编。

  【财新网】(专栏作家 秦前红)十八届四中全会要召开,有人说这是法治的春天来了。我就在想了,明明是秋天开的会,为什么偏要说是法治的春天,为什么不说是法治的秋天呢?中国的话语体系博大精深,有时候是耐人寻味的东西。回到我今天要跟在座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交流的话题是讲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问题,其实这也是一个已经被炒的很烂的题目,有人问你会讲出什么新意呢?我认为在这个时候讲司法体制改革,不在于有新意,关键在有人出场,要有人做一些呼吁,要有人教给我们有关司法体制改革,包括法治的一些正确知识,免得一些人要么是不懂得,要么是有其他的动机,将我们一些正常的常识给颠倒了。

  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当下为什么如此火爆呢?我细细想来有几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过去说是正统性,现在政治学者、法律学者,或者历史学者经常提合法性概念。什么是合法性?狭义地说一个执政体制、一个政权的行动有一套法律依据,广义就是说你这个政权、你这个体制不能完全靠暴力、强制、硬实力,必须要依靠老百姓、社会公民心甘情愿对你的拥护和支持。没有一个政权、一个体制可以依靠暴力、依靠强制打天下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也意识到执政合法性问题,当然执政党的合法性来自于几种情况。一种是所谓的打江山坐江山的合法性,这是一种历史合法性。中国宪法里的序言,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学法律的,序言写的很高明,很多人不懂就问为什么序言写的那么长。这个序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共产党的合法性在哪里。序言说二十世纪发生了四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辛亥革命,孙中山搞的,结果失败了,但是也留下了一点遗产,将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推翻了帝制。第二件事是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第三件事是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四件事是完成了生产资料的改造,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你想,二十世纪发生了多少大事,北伐战争是不是大事情,抗日战争是不是大事情,抗美援朝是不是大事情?都对国内的形势和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极大影响,当时彭真在精心写序言时是怎么选择的,颇值得认真研究。当然很多人可能不读宪法序言,但是认真研究宪法的序言,其实共产党是有执政的合法性的,这里至少表述了两种合法性,一个是打江山坐江山的合法性,第二是所谓革命建设的合法性,但是打江山坐江山的合法性是有历史时效期的。

  上个星期五我到南昌大学演讲,南昌大学一下子请了四个学者,我是最后一个发言,最后一个发言通常是很吃亏的,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四个学者发言,互相之间没有通气,前面人要讲什么也不会告诉我,所以你在前面人讲的时候不断在准备,你正准备着的他又给你讲了。轮到我讲的时候,给了一个命题,是什么呢?“纪念五四宪法六十周年和法治江西”,就这样的主题怎么做思考,我前面想的法治应该怎么做、地方立法怎么弄全部被人家讲完了。后来我就想讲什么呢,我说五四宪法和法治江西基本上不搭界,怎么硬把它们搞在一起呢?后来我脑子里灵光一现,江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发源地,南昌起义、井冈山革命等等,共产党有今天,可以说江西是其龙脉所在,江西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之源。

  五四宪法意味着什么样的情况呢?共产党从革命党开始走向建国之后常规政治,这是一个基点。五四宪法作为中国第一部宪法,虽然我们说它是过渡宪法,原来预计至少要管十五年,后来的结果是怎样的呢?过了五六年这部宪法就不管用了。1956年毛泽东说这部宪法是我起草的,宪法那么多我也记不住。而且,宪法有必要吗?没有必要。秦皇汉武搞过宪法吗?没有。唐太宗搞过宪法吗?没有。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搞过宪法,这就是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搞宪法将清朝搞灭亡了,我们共产党不靠宪法,我们靠开会。我们开一个会,我讲几句话,登在人民日报,发行到全国大家都照办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最先提出说中国就是应该搞人治不搞法治的,是刘少奇。历史的命运很诡谲、很悲惨,1967年刘少奇被红卫兵批斗才拿出宪法捍卫自己的人身自由,这是一个很悲催的下场。这里的实质是什么呢?以宪法为表征、为体现的这一套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式,跟一个从马背上走下来的政党这一套理念产生了巨大的紧张关系。马背上的政党对所谓的文件治国、口号治国、批示治国、运动式治国是驾轻就熟的,建国之后我们干的事情都是一套一套运动式的,抗美援朝、土地革命、生产资料的改造、三反五反、社会主义的四清运动,都是靠这一套方式,这一套方式用起来很管用,以至于到现在,我们还是靠运动式的方式。革命时期所形成的那种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治国理念,和法治所要求的那一套规则意识、程序意识构成了张力关系,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桎梏,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司法改革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治国能力、治国体系问题。我们过去提四个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治国体系和治国能力的现代化。我对治国体系和治国能力现代化的提法是保持一种审思的态度的。研究治国体系和治国能力,从最早的文献来看,95、96年就有人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没有成气候,到现在能够进入党的章程,成为党的执政方略的一种选择,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第一种因素是什么呢?治国能力和治国体系现代化,它背后有所谓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因素。过去我们讨论所有国家的进步发展、政治发展,是将政体模式作为一个研究选项,考虑到民主政体、专政政体或者其他什么政体,当然最近关于专政这个东西争论的很厉害。社科院有一个院长王伟光,讲不能用法治代替人民民主专政问题。这个问题是将邓小平时期所说的韬光隐晦、绝不争论引入了一种公开的所谓争论时期。搞宪法的人要有一种立场,你不同意他的态度,但是你要同意他的表达,只要他是对自己的观点充满真诚,不是伪善、不是别有用心的,哪怕是民国时期还留着辫子就像辜鸿铭一样的大儒,讲一个茶壶四个杯子也无妨,社会是需要所谓多元的声音。但是专政问题和民主问题,我们过去是长期回避的。

  有人说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有一个潜在的逻辑预设,就是一个国家,无关乎政体或政权组织形式,都有各自能力的高下。民主政体也有治理能力很低下的,像奥巴马时期完全无所作为,做不了任何事情,有些非民主国家治理能力很高、很高效。过去我们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不是现代的,至少是能力不高的,这里就可以举很多例子。中共中央党校过去我们都认为是“神学院”,现在成为非常开放的学校,所有我们在外面不能讨论、不能讲的,在中央党校都能够讨论。中央党校省部级班是中国干部培训最高层次班,省部级之上就是副国家级,副国家级不培训而是集体学习,所以经常讲中共中央政治局搞集体学习。据说省部级培训有五期都讨论一个话题?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从世界政党运行的规律来看,70年是一个重要的坎。世界上执政最长的有两个政党,前苏联71年,1919年到1990年。墨西哥,73年。我们现在已经执政多少年了?从49年到现在,有65年了,离70年快了,这怎么办呢?有人消极悲观地说可能麻烦了,到70年可能遭遇重大的坎。还有一种很乐观的说,我们执政党期可以处理当下种种执政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闯过历史学家所说的“历史三峡”,我们已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定会辉煌地迎来两个一百周年,建国一百周年、建党一百周年,建党一百周年也快了,1921年建党,我认为共产党长期执政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当然我们在乐观的时候,还是要密切关注当下存在的很多危机的。这种危机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来整个社会陷入到维稳状态。中国人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盛世,一定要搞一个很大的活动,这个活动一定是要世界级的——奥运会和世博会;广州要证明是一线城市,要区域级的——亚运会。湖北搞不了区域级的,就搞了农运会,江西搞了青运会,反正都是在搞大活动。结果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自己买票、自己人去看开幕式,自己人去看升国旗、唱国歌,不允许外面的观众来。维稳的开支超过国防开支。从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执政不采取路线斗争的办法,采取法治和民主的方法,尽管实际上未必是民主和法治的。民主和法治方法,不是路线斗争,就一定是数人头的方法,关于所谓的治国理念、治国方针,只能通过民主表决、点人头的方式来解决,你也没有别的方式可以来解决。

  中国共产党至今还没有解决一个问题,这点我在讲的时候你们不要心惊肉跳。我在很多地方,在北京,跟很多政府部门讲,中国至今没有解决为什么同样一个县委书记,你可以升做市委书记,别人不行?为什么同期做省委书记,这个人做了党的领导人,而另外一个人只能将省委书记做完直接退休,凭什么?靠当下一套机制是不能够解决领导权威问题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在当下成为了一个最大的问题,但是解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一个公认的方式,这就是法治和民主的方式。

  我们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尽管很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体系和能力做了很多教条式的定义,搞法律的人认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良法善治,有一套好的制度,然后这套制度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这就体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如何能够达到一种善治呢?司法是最应该受到选择的方式。当下这种开放的社会里,我们都有国外旅行的经验,到国外看看,很多国家很平和,老百姓没有那么暴戾,大家各安其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我常常进行思索,常态社会里就是说有一套好的规则,这个好的规则常常是依靠一个高效的执法队伍来执行这套规则,或者你这个社会政治共同体里的所有成员自觉遵守这个规则,假如对这个规则发生争议,你千万不要每一个人自己做自己的法官,不能每一个人都做立法的解释者。

  中国社会这种秩序之乱,要注意什么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解释这个法律到底怎么一回事,每一个人都可以对“裁判”挑三拣四,自封为法官,这样社会就没有统一的游戏规则。政治文明没有什么很玄妙的东西,一个文明的社会,我通常在很多地方就说了,就是你能够将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文化司法化,司法问题技术化和程序化,这就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从来关于政治最突出、最凸现的问题,就是关于最高权力的交替问题。中国的一部历史是怎么玩的呢,首先是暴力革命。陈胜吴广被逼无奈,反正都是要死,要么死的高尚一些,有人跟他们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当了皇帝你就是王侯将相,你也是高贵的人了,于是揭竿而起。陈胜吴广开了历史的不好先例。第二个就是宫廷政变,我们看宫廷戏无数次看到这样的情况。第三种情况是资产阶级开创了一种新局,用选票来决定谁的上下。如果发生争议,类似2000年美国大选那样交由司法解决。司法对这么最棘手、最尖端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这就是所谓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志。

  看看我们国家的情况,司法权威在过去差不多是跌到谷底,这就要讲到司法改革的另外一个原因。之所以改革,就是我们老祖宗曾经讲过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是如果那个东西本来是好的,就不要改。你还要去改的话就是说明它有病了。司法改革至少说明司法是有问题。司法有问题,大而言之,司法一定完全不能满足社会的期待,就是说官方将司法作为一个工具的时候,哪怕将司法工具化,司法对执政党、对我们政府也不是一个好用的工具,它也是变成最后不得已用的工具。

  习大大讲要崇尚法治,让老百姓在每一个个案中都可以感受到正义。可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正义的步子迈的如此蹒跚和沉重,正义的实现太难了。出现了一种情况,在刑事领域我们要实现正义,已经不能够去靠我们这一套司法体制,我们都知道一种最极端的情况,说你被判死缓了、你蒙冤被入狱入刑了,你要洗清自己的冤狱,要靠八个字:真凶出现、亡者归来,要靠这种情况你才能洗刷自己的冤枉。真凶出现的案子很多,你要洗清自己的冤情,不仅是普通老百姓,很多纪委干部,很多就是干公安警察的,他受到冤屈之后也得受制于这种概率事件,最典型的是云南杜培武案。杜培武是公安厅的警察,和老婆一起去郊游,他老婆不见了,后来就发现一具女尸,再一看看到他钱包里有另外一张女性的照片,怀疑他见异思迁、喜新厌旧,一阵严刑拷打,结果屈打成招,好在没有将他枪毙,判了死缓。后来在河南又发生另外一个案件,嫌疑犯说我不仅干过这些事,还在云南干过另外一件事,我招了能不能减轻罪行,结果真凶出现,杜培武的冤情就被洗清了。现在法治发展之后,现在还出现一种情况,真凶出现之后不承认他是真凶,河北聂树斌案件,王书金就说这件事是他干的,基本情况吻合,只有细节不一致。河北认为聂树斌案社会影响大,整个公检法动员,如果这是一件错案的话,兹事体大,结果在法庭上,王书金和公诉人、检察官的角色移位,公诉人应该是起诉你犯了什么罪,结果在法庭上王书金说我犯了这个罪,我将一个女的奸杀了,结果检察机关成了他的辩护人,说他没有干。

  还有一种情况是亡者归来,对这件事贡献最大的就是湖北。很多媒体来找我写评论,我的速度之快,多的时候可以一个星期写四份评论。写了那么多评论,我还记得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楚国人用生命的悲壮演绎中国法治行进的艰难。这里有两个典型案件,一个是孙志刚,这是不用说的,他导致了收容审查制度的废除。再二个就是佘祥林,佘祥林案就是典型的亡者归来。佘祥林和老婆的关系有时候磕磕碰碰,关系不太好,突然有一天他老婆不见了,过了几天在农村水塘里发现了一具女尸,尸体已经腐烂了,从外形上有高度的相似性。将佘祥林一抓,也是进行了刑讯逼供。对佘祥林案件,最高法院有人说我们法院是立了功,我们要求法院把好关,如果将他砍了,就像韭菜割了还可以长,将头砍了就没有机会,我们至少搞了一个保守疗法,没有直接判他死刑,判了死缓。佘祥林案是在证据不确凿的情况下,当地政法委协调将这个案子就判了,其实在中国这么多冤案里没有戏剧性的事件的话,他就是一个冤屈的灵魂。可是佘祥林大概是祖上积德,非常幸运,他老婆出走到山东,后来就说他老婆有间歇性的精神病,到山东还嫁了一个男人、生了一个小孩。过了几年他老婆精神恢复正常了,脑子里灵光一闪,我还有一个家,在湖北啊,那一年正在过春节的时候他老婆回来了,亡者归来,你说她死了吧,她又活着回来了,没有办法,这个案子就得到了纠正。

  类似这样的案子,我所掌握的有好多个,我在学校里讲课结果有学生说不止我掌握的那么多个,为什么那些没有公布呢?因为有一阵子法学学者或者民间不能够期望制度的迅速改良突破时,有一个想法是强调借用个案来推动正义。我记得去年在省里一个政法委中心学习小组时讲过,司法这种冤假错案对我们这个政权的权威、对司法的权威的打击是摧毁性的,为什么?因为它有图有真相。现在因为很多原因,类似个案新闻不能自由报道,但是在平反冤假错案时,为了昭示党和政府的高明,强调我们有错必究,主流媒体进行炒作,那别的媒体也跟着炒作,于是出现了一种对比强烈的画面,这个人没有蒙冤入狱之前是满头青丝、红光满面,有很好的职业、有漂亮的老婆,过了十几年之后,形象猥琐、家徒四壁,还有他的亲人有一段很艰辛的故事,媒体只需要做事实的描述,不讲价值评判,你想大家观看后对体制会有怎样的一种看法?所以个案本身关乎到体制的问题。

  王岐山要高压反腐,当纪委书记也不能有那么多应酬,打高尔夫球、打桥牌,据说以前他很多雅好,现在当纪委书记就不做这些事了,回去就是看电视剧、看书。他也推荐了很多书,比如说《旧制度与大革命》,电视剧比如说《纸牌屋》、《来自星星的你》等。王岐山在很多场合就说过,我们这个班子继受的过去十年那样的制度是一个旧的制度,就是那样的体制里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法治倒退,法治倒退很重要的原因、重要的表征是什么呢?过去十年也是冤假错案最多的十年。武汉大学一位刑诉法的教授跟我说,冤假错案不仅是指这30年,也不仅是指建国60年,而是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过去的十年是冤假错案最多的十年。对这个结论我不能完全表示赞同,但是在中国的政治表象里有一点可以得到验证,2012年之后中央政法委、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都发出通知,强调要清理冤假错案。毛主席过去树立了一个传统,说我们跟国民党做斗争时怎么收集信息呢,一个东西强调最厉害的就是干的最不好的。现在我党、我政府对某一个事情强调最厉害的,有时也是那个事情出问题比较严重,基本大概也是这样的规律。

  司法本身有很多正常的规律,前天财新《中国改革》对我做了一个采访,他说你对四中全会有什么展望。我说我的身材不高,也就是1.7米左右,展望也望不了那么远,唯一的展望就是从过去的信访不信法,能够变成信法不信访,这样就了不得了。任何一个国家的司法都必须是有终极性、权威性的,过去十年那样的维稳体制下,司法终极性被冲击的一塌糊涂,或者说片甲不留,很难想象说一个国家司法经过二审、终审之后,甚至再审之后还可以再经过所谓信访制度和一套其他什么监督制度,反反复复的揉烧饼。一个案子长期悬而未决,或者一个案件、一个判决长期悬而不止,整个社会关系就陷入不稳定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就受到胁迫,司法完全被绑架了。信访的压力是不断上升的,绑架的程度是越来越深的,只要当事人或者当事人律师说你不将案子判我胜诉,那我就到省里信访,那么你就可以赢一半。说要跑到天安门去,全部都胜诉。出来这种威胁多了以后,法院也不管你了,最后说你不判我赢的话我就跑到屋顶上去,那你快下来,我帮你调解。最后屋顶也见得多了,也不在乎了,就往身上浇汽油。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极端化的暴力状态,所有这些都指向中国司法制度出现问题,司法不能完成应有的制度设计功能和角色,于是乎改革就提上议事日程。

责任编辑:杜珂 | 版面编辑:杜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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