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结果的应用应被视为绩效信息的使用问题，即在何处使用和如何使用的问题，其意义与价值显著地高于绩效评价本身

提高地方财政治理能力的关键，在于基于法定授权、受托责任、透明度、预见性和参与等五项良治基本原则，系统强化与改善现行预算程序，提高预算准备、审批、执行和评审的质量与有效性

统一大市场的合理概念应界定为满足最优竞争条件的大市场，而区际税负均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区际外溢内部化正是其中的三个关键方面

在保证数据与信息质量的前提下，绩效目标与指标质量取决于解释力。只有在“解释力比绩效指标本身重要得多”成为普遍共识的体制环境中，提升绩效目标与指标质量的相关努力才有实质意

对外开放对中国财税制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外开放的综合影响大幅提高了中国财税制度的国际接轨程度。实践证明，关起门来建设财税制度既不必要也不可行，应始终坚持公共财政的治理职能，继续将税制、预算和财政体制作为财政改革的重点

由目的地或贡献地规则界定的合理纳税地点，应被视为良好的财政体制设计的内在组成部分；而良好的财政体制确保纵向财政控制不会妨碍或弱化地方财政自立性，因而可以有效约束与引导各级政府履行包括财政均等化在内的各项职责

以数字科技推动实体经济资产数字化，以数字化资产为实体经济创造价值，才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王道

政府债务管理难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长期缺失一个新型复式预算框架。政府债务管理长期遭遇的问题、风险和困境与此密切相关

将国有土地收入等四项非税收入征管划转税务部门，不仅是收入征管体制集中化的收官之笔，也是全面整顿土地财政的第一步。此举将提升中央约束地方政府内化债务风险和配合国家（乡村振兴等）战略的能力，还有助于激发对土地财政和资源税制所依托的“地域产权迷思”的反思

最值得费心思量的并非由来已久的“土地财政”何去何从，而是收入征管体制的全面转型及其逻辑与影响

为把公共预算塑造为促进财政治理和发展目标的核心工具，中国近期的改革议程聚焦建构旨在联结特定财政成果的制度安排，但以复式预算促进支出整合和融资适配仍未受到重视。资本/经常支出整合和融资适配对促进财政良治至关紧要

人类正快速步入科技类劣效品的“风头”全面盖过常规劣效品的时代，而且再也回不到过去了。社会和政府远未为这个时代的到来做足准备。全球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能够在劣效品充斥的环境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和企业纳税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增值税泥潭，而其扭曲效应和税收成本一直被低估。根本出路不在于改良，而在于把现行增值税转换为涵盖一般消费税与特定消费税的大型终端消费税，以确保终端消费前的整个供应链再无大税，这将一劳永逸地消除增值税的抑制效应和高昂成本

作为宏大而复杂的系统性社会工程，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高度依赖权力、资源、预算和民主层面的体制机制构建

举国体制的核心优势在于集中财力办大事和出色的顶层设计，但其发挥程度主要取决于消除微观基础薄弱的努力与成效。微观基础薄弱集中体现为规划能力不足。强式计划、分管体制和组织本位的结合，使情形变得更为复杂棘手。扭转局面要求公共预算和政府间财政体制改革集中精力解决最紧要的问题：强化地方自主性-参与式规划

现行个税因其扭曲性的税负结构而力有不逮，超级个人所得税则可派上大用场。该税适用符合两个条件的资本大咖：以手段非正式方式赚钱，持续再投资于“劣效品”领域

为系统改善公共治理，采纳基线筹划程序全面升级现行中期财政规划（MTFP）至关紧要，从而帮助消除年度预算体制三类主要的脆弱性——展望失灵、协调失灵和整合失灵。当前应集中精力解决最紧要的问题：在公共投资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把全部必需的资本支出、经常支出及其融资整合为一个预算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尤其密集的大众观赏市场和学识市场积弊已深，保持整体的“市场质量”自然有赖于外部的公共干预机制，但更依赖且成本有效性高得多的机制，依然是市场体系本身的“自我救赎”：从大众消费者做起，供方角色（包括平台和媒体）紧随其后，最后是纽带人。每个角色都需要自我调适和重塑

无论从发展强大而健康的消费型经济，还是从发展强大而文明的纳税人社会而言，拓展和整合后的终端消费税均可扮演关键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