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国有土地收入等四项非税收入征管划转税务部门，不仅是收入征管体制集中化的收官之笔，也是全面整顿土地财政的第一步。此举将提升中央约束地方政府内化债务风险和配合国家（乡村振兴等）战略的能力，还有助于激发对土地财政和资源税制所依托的“地域产权迷思”的反思

最值得费心思量的并非由来已久的“土地财政”何去何从，而是收入征管体制的全面转型及其逻辑与影响

为把公共预算塑造为促进财政治理和发展目标的核心工具，中国近期的改革议程聚焦建构旨在联结特定财政成果的制度安排，但以复式预算促进支出整合和融资适配仍未受到重视。资本/经常支出整合和融资适配对促进财政良治至关紧要

人类正快速步入科技类劣效品的“风头”全面盖过常规劣效品的时代，而且再也回不到过去了。社会和政府远未为这个时代的到来做足准备。全球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能够在劣效品充斥的环境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和企业纳税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增值税泥潭，而其扭曲效应和税收成本一直被低估。根本出路不在于改良，而在于把现行增值税转换为涵盖一般消费税与特定消费税的大型终端消费税，以确保终端消费前的整个供应链再无大税，这将一劳永逸地消除增值税的抑制效应和高昂成本

作为宏大而复杂的系统性社会工程，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高度依赖权力、资源、预算和民主层面的体制机制构建

举国体制的核心优势在于集中财力办大事和出色的顶层设计，但其发挥程度主要取决于消除微观基础薄弱的努力与成效。微观基础薄弱集中体现为规划能力不足。强式计划、分管体制和组织本位的结合，使情形变得更为复杂棘手。扭转局面要求公共预算和政府间财政体制改革集中精力解决最紧要的问题：强化地方自主性-参与式规划

现行个税因其扭曲性的税负结构而力有不逮，超级个人所得税则可派上大用场。该税适用符合两个条件的资本大咖：以手段非正式方式赚钱，持续再投资于“劣效品”领域

为系统改善公共治理，采纳基线筹划程序全面升级现行中期财政规划（MTFP）至关紧要，从而帮助消除年度预算体制三类主要的脆弱性——展望失灵、协调失灵和整合失灵。当前应集中精力解决最紧要的问题：在公共投资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把全部必需的资本支出、经常支出及其融资整合为一个预算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尤其密集的大众观赏市场和学识市场积弊已深，保持整体的“市场质量”自然有赖于外部的公共干预机制，但更依赖且成本有效性高得多的机制，依然是市场体系本身的“自我救赎”：从大众消费者做起，供方角色（包括平台和媒体）紧随其后，最后是纽带人。每个角色都需要自我调适和重塑

无论从发展强大而健康的消费型经济，还是从发展强大而文明的纳税人社会而言，拓展和整合后的终端消费税均可扮演关键角色

从中长期看，与其努力改良增值税，不如果断转型和整合为消费税。此举可望根本上把中国经济从增值税桎梏中解救出来，并释放出诸多方面的巨大改革红利

数字企业为寻求数字化租金最大化而滥用其市场势力的消极特征，将招致社会难以承受的附带损失和机会成本，对此应保持充分的预见性和警觉

旨在系统改善官员行为预期的预算过程至关紧要，涵盖两个关键方面：有效的激励机制，预见性的制度环境。此项改革议程宜与预算能力建设一并推进，作为“让结果链（投入-产出-成果）服务人民”的最优保障

关于数字经济背景下国内BEPS和数字税的讨论，宜置于对财政体制核心原则的思考与尊重之下。区际财政公平、区位财政效率和地方财政自主性原则及三者间的适当平衡，为建构高度协调性的“三次分配机制”提供最高指导

在各级政府中协调一致地推动聚焦公共官员预算能力建设的大战略，作为推动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关键一环，有必要纳入治理改革的优先议程

支持共同市场有效运作所依赖的竞争中性，连同支持社会公正所依赖的限制数字化租金，共同定义了数字税理应发挥的两类基本作用。把数字税区分为补偿性数字税和矫正性数字税是适当的和必要的

税收划分的财政能力、确立职责和健全（政府间财政）关系这些功能所依赖的主体性、自主性、能动性和自立性价值，以及支持所有这些功能与价值的“可预见的可控收入”，如何因数字经济特征被滥用与不适应而被具体侵蚀？又该如何被补救？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逻辑上应涵盖两个支柱——共同市场和区域发展战略，最优财税政策应协调一致地全面追求“竞争中性”、“集聚经济”和“服务均等化”目标，并确保目的地与来源地课税规则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也能被有效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