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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史上东西大分流——画说金融史(21)

2013年10月09日 11:26 来源于 财新网
和英格兰银行诞生后的英国相比,中国至少到洋务运动开始,并未产生需要金融服务的新客户,这是两国金融业发生大分流的主要原因
李弘
李弘,资深投行人士,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师从大英帝国史与全球史名家。工作经历包括务农做工,职业生涯主要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领域。喜爱收藏与写作,曾出版《图说金融史》《京华遗韵》等。

  【财新网】(财新专栏作家 李弘)在过去的几周里,我已经很难在文中将中国与英国金融业的现代化演进直接做参照了。中英两国的金融长河,在伊利莎白女王一世与万历皇帝的时代,似乎同时发源于白银主导的全球贸易。但自英格兰银行1694年成立以来,两条河流各奔东西,跨越了不同的经济时空。它们再次相遇,可以说是在1897年通商银行成立之时,时间已经流逝了200年。


  在现代发展史上,东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为什么会走上不同的道路,何时出现了这种路径分流,又带来了什么后果,这是西方史学界近几十年来热衷研究的一个话题。 金融与财政问题是这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经济史学的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观点认为,在十八世纪中期,也就是英国工业革命起步之前,欧亚两大陆的农耕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上下,中国国内的市场更接近亚当•斯密所欣赏的自由经济制度。甚至在十八世纪末期,拿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英国发达的工业城市相比,两者的富庶水平也不相上下。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欧亚在各方面的落差才变得非常明显。作为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在1840年被英国人用武力轰开了国门,日本1859年被美国强势推入太平洋贸易,印度1857年干脆被收编成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西方成为世界现代文明的领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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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历史的画面形象地展示了中英两国在生产技能上出现的差异。人类最初的冶炼方式可能都差不多,这幅1880年左右山西乡村的炼钢景象描绘的就是这种原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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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James Sharple 创作了这幅油画,钢水奔腾的画面展示了英国十九世纪炼钢技能从原始向现代方式的飞跃。生产技能的改善是文明发展的成果之一。

  在二十一世纪,有一种说法将中国与美国称为世界“二强”。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这样的称谓属于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当时中国的人口以亿计,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的人口也已近亿。乾隆朝将中国的领土拓展到1400万平方公里(1689年与俄罗斯签定《尼布楚条约》时首次在国际上使用“中国”一词),大英帝国当时统辖的土地占据了世界领土的四分之一。这两个帝国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帝国的统治阶层都是人口中的“少数民族”,利用一种有效的制度,少数人控制了广袤的疆域与广大的人口。在世界上的大帝国中,包括俄罗斯、奥斯曼、印度的莫沃尔王朝及日本国等等,大清与大英在东西方分别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把两大帝国的历史进程放在一起读,有助理解东西分流的一些根本特征。

  西方学者们已提出各种理论,试图从政治体制的差异、生态人文环境等角度来说明东西经济发展的不同选择。美国经济史学家彭慕兰主张,分流的原因其实蕴含在分流之前的社会肌体之中。比如说英国本来就具有得天独厚的煤炭储量,这使它可能利用技术开发出新能源。欧洲发现了新大陆,它提供了从前无法像想的资源,使得欧洲可以输出过剩的劳动力,扩大钢铁纺织等制造业,增加消费品进出口,从而将欧洲的新能源转化成新财富。另一位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则以英美为例,强调欧美用了几百年前时间,完成了从只有精英参与的“有限政治秩序”到大众参与的“开放政治秩序”的转变,后者对经济的成功产生了重要的推进作用。相比而言,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缺乏变革的需求与条件。所谓的分流,就是亚洲长河仍在沿着往昔的河床流淌,而欧美之洪流却冲开了一条新的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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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支持工业革命的动力是煤炭生产。这张1880年的版画揭示了十九世纪末山西煤矿运输仍然依靠人拉肩扛的状况。此时在中国的城乡,煤炭是离不开的热源,但还不是现代工业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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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851年,在伦敦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上展出了一块重达20吨的煤炭,也展出了以燃煤为动力的蒸汽机车、船舶发动机及其他机器。

  在金融领域,中国在十八至十九世纪也曾存在兴旺的组织,如山西的票号与上海的钱庄。嘉道年间大臣们曾在皇帝面前唇枪舌剑,争辩铜银双本位与银本位制的利弊。咸丰年间(1853年)朝廷再次鼓起勇气,尝试推行纸币,同时发行了宝钞和官票。在太平天国的动乱中,朝廷亦有所创新,引入了国内贸易的新税种——厘金,以缓解政府的军事财政窘迫。但是这些变革并没有导致中国的金融财政发生英国式的“金融革命”,并迈入现代制度的大门。大清金融虽然有时罩上了新的长衫, 但服务的还是旧日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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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但是到19世纪中期它仍是小渔港, 停靠在岸边的都是桅杆木船。在这个新兴的港口已出现胶皮轱辘的人力车和铁铸的路灯,越来越多的富人和外国人在向这里聚集。但中国的国际贸易尚未起步,为它服务的金融业务仍在襁褓之中。

  和英格兰银行诞生后的英国相比,中国至少到洋务运动开始,并未产生需要金融服务的新客户,这是两国金融业发生大分流的主要原因。谁是金融服务的新客户?从我们在前几节中已经了解到的事实看,英国的现代金融业的服务了四类客户:第一,政府——新时代最大的债务人,需求巨大,信誉一流。第二,国际贸易商,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大,资金占用时间长,但回报可观。第三,工业资本家,他们起步时不求金融家,原始积累靠的是家族朋友和合伙人,但大规模的发展需要大资金,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开始联姻。第四,千千万万的资本市场投资人,他们的梦想是在金融市场上发财致富,他们希望金融产品多样化,他们搅动了市场危机同时也推进了监管。在这四类客户中,政府的有形之手通常是现代金融的第一推动力。法兰西银行1800年由时任第一执政的拿破仑所创立,并立刻通过货币发行掌控了法国的经济命脉。美国的第一家银行成立于独立后的1791年,它完全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亲自策划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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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十九世纪末期英国伦敦金丝雀码头的一景。这里是国际贸易中心, 距国际金融中心只不过是两三公里。

  经济史学家曾指出,“金融在多数情况下是增长的追随者而非领导者”。金融作为服务业,与实体经济和实体客户是如影随形。实体需求上的不同必然导致金融供给的不同。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对现代金融服务的需求?特别是为什么中国明清政府从未想到过用借款来扩大财力,巩固政权并创造新的收入来源?这是一个不易回答的历史难题。

  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吗?中国民间借贷一直存在,从未出现过类似英国中世纪的“反高利贷法”,政府也曾利用租借方式参与民间经济活动。例如秦代就有记录,由朝廷对农户出借实物,相当是租赁扶植。梁启超甚至称宋仁宗时王荆公推行的“青苗法”举措为中国政府办“银行”的第一例试验。所以用传统文化解释不了这个问题。

  是中国的皇朝不需要大规模集中支出吗?也不尽然。学者们用历史数据还原了明未清初朝廷对提供与维持“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承担的责任,如维修大运河、修建农地灌溉网、道路和大型仓储设施,等等,这些经济性的政府开支数额巨大。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总之中国历代皇朝被西方史学家认为“从内心就看重较低的税负并尽力避免干预商业活动”。在大清中期,由于朝廷对外征战平息,内部国泰民安,这样保守的经济政策居主导地位。西方人到来之前,税收和徭役基本保证了大清朝廷的收支平衡,因此借贷从未进入大臣们的议事日程。这与现代欧洲的君主立宪及代议制政府的高税负高借贷形成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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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联结京杭长达1794公里的大运河,明清两朝政府花巨资扩建维修,一直是南北通输的主要通道。这是1794年随马嘎尔尼勋爵到访的英国画家亚力山描绘的大运河通惠河段。

  如果我们将这种对比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政府不需要公共融资对金融业发展的影响巨大。首先,这意味着中国缺乏资金融通的中心,而民间的金融活动都是地区性分散进行的,这也导致了货币制度由地方各自为政。不要说统一的货币发行,到了清未,各种成色的银币银块、铜钱及代币品把货币流通搅得四分五裂。第二,民间金融更多地依赖民间信用,老百姓金融自治。没有政府的参与和立法,法律意义上的金融概念与管治,如特许经营、本位货币、发行储备等,在中国无以萌芽。第三,中国的皇帝朝廷与城乡富豪之间只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双方经济上的往来或者是强制性的,或者是以捐官形式存在的钱权交易,而不像在英国,王室受到贵族议院经济权利的制约,政府受到金融城债主的制约,各方的经济往来建立在市场化、契约化、立法化的基础之上。第四,在突如其来的开支压力面前,一旦税收来源枯竭,政府财力立刻捉襟见肘,没有回旋余地。一个穷困潦倒的政府既没有力量保护国家主权,更没有力量保护民族工业和金融业的独立生存发展。这最后一点正是大清朝廷在西方军事与经济冲击面前束手无策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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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到北京。迎战手持现代热兵器的是中式传统的弓箭长矛。大清没有财力支撑军力现代化,士兵连统一完备的着装都做不到。东西方的较量不仅是军力而且是财力。

  不仅是大清朝廷没有借贷需求,十九世纪中期以前,中国人的对外贸易、工业投资、公众财富管理都没有提出对现代金融业发展的需求,中国金融市场的组织和实力远远落在欧美的后面。1868年,当清政府终于明白它可以通过借贷渡过眼前的财政困境,伸手求助时,站在它面前的只有英格兰银行领头的西方银行大亨,没有中国人自己的融资财团。当然政府和谁借贷都是借,用个突兀的比喻,就如同今天的阿里巴巴在哪里上市都是上, 无论在中港还是去美国。但是其背后的事实无疑是金融分流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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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有面子没有银子的大清皇上。

  英格兰银行成立的1694年,是满清皇朝控制东方帝国整整半个世纪的年份。康熙皇帝武功文治,政权基业已固。他从来没有英王威廉三世的财政担忧,更没有向富人借钱的叨扰。远在伦敦发生的一切,与东方世界毫不相关。1794年,英王乔治三世特使马嘎尔尼勋爵来华觐见乾隆皇帝,清朝的经济实力此时达到高峰。西方的主动进取与勋爵带来的科技成果丝毫没有引起皇朝的警觉,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挟财力与军力的强权时代已逼近东方。1894年,现代世界已在进行新一轮全球整合,大清的北洋舰队被东方帝国暴发户日本所击败。此战之后,大清的江山日渐衰败,一次又一次的战争赔款把朝廷逼至财政破产的边缘。而帮助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打理政府借款的首要顾问,是一位英国人任职海关的总税务司赫德先生。在这二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英关系越走越近,但金融分流反映出的国力使它们相隔得越来越远。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张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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