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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融资与洋务运动——画说金融史(27)

2013年11月12日 15:56 来源于 财新网
追求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着眼于西方枪炮的厉害,技术的高明,虽然已立足西方资本,但头脑中却未关注西方财政金融之文明
李弘
李弘,资深投行人士,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师从大英帝国史与全球史名家。工作经历包括务农做工,职业生涯主要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领域。喜爱收藏与写作,曾出版《图说金融史》《京华遗韵》等。

  【坐而论道】(财新专栏作家 李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资本形成之快和积累水平之高,创出了世界之冠,资本过剩和投资过热成为经济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学者们大声疾呼,每年超过了GDP40%的资本投资是一件不可持续的事,企业利润还是在越滚越大,国家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国内消费仍然不足,加大投资的冲动不乏后劲。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以来,大家对投融资的关心又增加了一个热点:地方政府债务和其中包含的风险。

  19世纪70年代,中国也经历过一次“改革开放”,这就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从朝廷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到地方大员,洋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也取得了不少实际成果。如建立了大清海军,诞生了中国第一批现代工业企业,送出去了第一批留学生,翻译出来第一批西方经济学著作。然而,与20世纪改革开放不同的是,缺钱与资本不足始终困扰着洋务运动。没本钱又想富国强兵,大清政府给自己提出一个巨大的挑战。洋务运动二十几年,资本积累的任务不但没有完成,反而见证了大清在1894年以后,为战争赔款背上了国家债务,财政在外债的泥坑中越陷越深,国内工业企业面临资金枯竭的处境。

图1  

  图1:洋务运动期间,西方工业资本开始流入中国,有助于解决国内缺钱问题。英国商人1876年出资修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但后来它被大清上海道花了28万两银子买下,然后拆除,理由是它未得政府批准。

  说1870年的中国和西方相比没钱,这不完全是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没有资本,没有一种机制帮助各种形式的财富转化成资本(capital formation)。历史学家黄仁宇将明清中国与西方做了对比,发现在西方,“现代货币体系与信贷密不可分,它的广泛被接受增加了财产的可转让性,并且是更宽泛的信贷成为可能,从而使闲置的资本发挥作用。”而在中国,直到清末,商人把剩余的资金投入开拓商业很普遍,但投入工业制造业的资金却少得多,因此“货币在传统中国并不能实现上述所有功能。”

图2新

  图2:中国的传统作坊,搞得再大,主要也是靠家族、好友的小贷。例如景德镇明清出口瓷器,生产规模很大,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景德镇烟囱林立的照片,但它未产生现代金融。

  在现代历史上,各种财富要素转化成初始资本通过了多种渠道。英国的旧贵族靠的是“圈地”,新贵族靠的是对劳动价值的掠夺。欧洲国家普遍依靠开拓海外殖民地资源,现代经济靠的是科技对生产力的提升。在这一切之上,财政和金融占据着制高点,因为政府最有权力实现财富的集中和转移,银行最有权威控制和制造货币资本,从而决定着资本的规模与价格。大英帝国在操纵财政税收与金融上是老手,例如利用英格兰银行,控制货币发行,引入所得税与关税,制定银行法律等等。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在1814年战胜了拿破仑法国之后,英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外交政策里应外合,集中用来支持本国商业与资本在全球的扩张。

  最后这一点,十九世纪下半期崛起的新帝国德国和日本理解得更为深刻,运用得更为彻底。德国1840年有一个不得志的政治经济学家,叫李斯特,他创立的所谓“历史学派”经济学,总结了英国的实践,认为国际间的经济竞争就是要靠国家力量。处于后进地位国家不可相信亚当•斯密主张的“贸易自由”主义,也不要搞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而是应当通过有利的关税政策、产业政策保护本国资本积累与工业起步。他奔走于当时德意志帝国各个小公国之间,拼命呼吁德国的统一,建立强势的国家权力,主导财政金融政策。30年后,首相俾斯麦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李斯特的理论也有了机会得以实施。德意志银行,德国商业银行都诞生于俾斯麦统治初期,它们有利促进了德国工业资本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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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李鸿章1896年曾见到俾斯麦,同他讨论过中国的关税问题。俾斯麦1870年时就注意到中国人更关心实用层面的东西,而日本人喜欢考查体制与理念。

  日本明治维新后,政府为资本形成想出的办法更有创意。首先他们用政府的钱赎买旧日武士手中的土地,然后迫使武士用这笔钱投资工业,再通过发债搞通货膨胀弥补政府支出的窟窿。这实际上是迫使全民为形成初始资本做出牺牲。1882年之后,日本还用了一招,就是制造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加大农业税收,使农业积累流向工业。日本早期的资本形成完全是政府独断运作的结果,它对农民和市民的剥夺屡受后世学者的诟病。不过到了1890年代,日本的中央银行与国民银行体系已经建成,现代金融更为依靠市场原则,支持产业资本积累,使一个封建旧王国快速跻身西洋列强的行列。

图4新

  图4:日本1890年东京至横滨火车的宣传画。下面注明新式银行是铁路及其他产业投资的主体,替代了政府投资垄断。

  没有本钱的大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是怎么做的呢? 它实际上把这个难题留给了各省具有改革观念的要员,如曾国潘、李鸿章、左宗棠等,而后者又把难题分解,主要下放给了外国银行、地方税收与其他本土资源。洋务运动中“官督商办”的企业,都是地方大员与西方资本联手的杰作。在财政金融政策上,朝廷缺乏统一系统与调度,甚至没有统一政策。

  事实证明大清的这种选择对资本形成可收一时之效,但其实最不成功。第一,各地方派别政治上相互倾轧,官员直接管理经济导致贪腐盛行。第二,政府没有依靠专业的中介机构,没有提出传统金融机构转型任务,资本形成效率低下。第三,外国银行在中国市场主导了资本价格,积累速度远快于内资。资本弱势是洋务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地方在财政金融上“各自为政”的苦果,不但大清朝廷完全无法收拾,其带来的混乱让中国一直痛苦到二十世纪中期。

图5新

  图5:左宗棠是洋务运动中有作为的地方官员,他曾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开办了“福州船政局”“兰州织呢总局”等现代企业,也是地方官府借外债的先锋。这是西方人1880年描绘的左宗棠签署贷款的场面。

  地方大员们首先要争的是朝廷的拨款。1875年,在两位洋务大员,即淮军与湘军首领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爆发了一场争斗。李鸿章主张面对西洋东洋的威胁,朝廷应当集中财力“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左宗棠则认为“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别有奸谋”,朝廷绝不应当“撤出塞之兵,以益海防之饷”。

  无论李鸿章还左宗棠,要钱的部分目的就是为了资本开支。1865年,李花了6.5万两银子从美国人手中买下了一座小工厂,这就是江南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的前身。这笔钱部分来自朝廷从海关收入中拿出的拨款,部分来自李鸿章主政的安徽税收。为了给大清建一支海军,包括生产军舰武器,几万两银子的小钱就不够了,李鸿章必须得到朝廷的资金支持。但是捉襟见肘的大清户部,顾得了“塞防”就顾不上“海防”。

  李左这两位大员在争多少银子呢?其实来自户部的拨款只有二三千两。在总理衙门的协调下,左宗棠的要求得到了支持,李鸿章争到了每年200万共五年的海军军费和资本投资开支。然而总税务司赫德旁观者清,他感叹道,在各种刁难与截留之后,李鸿章实际拿到的拨款还不足50万两,对于建立一支现代海军和必要的兵工厂,他真的是两手空空呀。

图6

  图6:清代光绪朝军机处的大员,他们手中也直接间接掌握地方实权。

  五口通商之后,外国资本纷纷涌入对华外贸融资业务,它们有更大的冲动在中国进行资本投资,以获取高额利润,缺钱的省藉大员就是他们最理想的第一批客户。

  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前,已经有数笔贷款借给了地方政府,主要用于镇压太平天国和其它地方动乱。由于有地方税收做保障,这些贷款基本及时归还,外国银行发现,中国官员的信誉还不错。

  李鸿章在朝廷争执海军拨款时占了下锋,但在利用外资上他的记录功绩卓著。他主持设立的开平矿务局(1877)、唐胥铁路(1881)和招商局轮船公司(1873),主要的初始投资都利用了来自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其它西方银行的借款。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企业都是中外合资的股份公司。随着运营的发展,它们逐渐有了自身资本形成的能力,中资股份比重也有逐步提升的趋势。例如,当招商局轮船公司1877年买下其竞争的手下败将——美国人的上海轮船公司时,股权交易中外债借款为173万两,中国人自己的投资140万两, 占到总额的45%。 1880年代开张的上海制棉厂,几年后也允许中国人在其中占有股份。

图7

  图7:清末汇丰银行的一本帐务记录。上面注明:大清帝国借款,下面是一笔一笔的具体借款额,具体经办人是地方政府的买办。在外国银行眼中,这些地方官员代表的就是帝国,借贷往来就是在与帝国打交道。(照片来自汇丰银行档案馆)

  外资与官商出现了一种合乎逻辑的组合:老外乐于贷款给缺钱的地方大员,得到很不错的回报,尽管他们明白“事实上,大部分的商业,包括主要由外国人开拓出来的市场,都仍然是中国人一统天下”。

  汇丰渣打较少对中小私企进行过贷款。如果没有官商,很难想像外资会大量流入一个没有立法、没有人才储备,没有信誉记录的新兴市场。甲午战争之前,地方官员主导的商业贷款总计有几千万两银子,对他们在洋务运动中建立自己的工业基地至关重要。

  那么中国人自己在“官督商办”企业中的投资来自哪里?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所办的几个公司来看,这些钱主要来自各省的海关收入拨款。除此之外,有些来自地方税厘金的收入,有些来自买办阶层的积累,也有些来自政府官员的个人腰包。如曾为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上海机器织布局及上海电报局总办的郑观应、李鸿章的商业智囊盛宣怀都是当时投资企业的大佬。只有一小部分的钱,是来自钱庄和票号的投资。已经有资本公积金的企业也对新企业投资参股,如1884年招商局就曾投资30万两帮助开平矿务局增资扩股。我没有找到在洋务期间中国内资形成总额的数据。可以看出的一个事实是,由于大清没有办中央银行印钞票,没有统一的税收政策转移农业的积累,也没有现代银行聚集大众手中的传统财富,国内资本积累的主要特征是地方性、企业间与民间的行为。

  在这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依靠自身资本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最为著名的要属染红了顶子的商人胡光庸(1823-1885)。他的资本金主要来自在杭州起家的家族钱庄——阜康钱庄,他也是帮左宗棠安排外债借款的买办。除了钱庄,他还控制了当铺、房地产和各类产业,但其资本主要用于商业投资与投机,没有进入洋务运动的主体产业。1883年,当受到不同派系洋务官员与外资的两面夹击时,胡的阜康钱庄坍塌了。他既没有留下资本也没有留下资产,一切烟消云散。由此可见,从金融发展角度看,洋务时期地方官府的融资已一只脚踏入现代资本主义的大门,而像胡光庸这样的民间融资仍延续着商业信用时代的传统。

  

图8

  图8:胡光庸虽活跃于洋务时期,并为洋务官员做外债买办,但他对中国工业资本的形成贡献微不足道。这是西方人1880年描绘的一场盛大的官府活动。

  然而,追求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着眼于西方枪炮的厉害,技术的高明,虽然已立足西方资本,但头脑中却未关注西方财政金融之文明。1890年代之际,日本人已基本创造出完整的日文现代经济概念体系,西方的专业词汇首先被日本人赋予中文翻译。但“财政”“金融”这两个词在中国尚未面世。首先希望大清政府注意西方银行业的人是一位企业改革家王韬(1828-1897),他因涉嫌太平天国运动曾在英国使馆避难,并在英国游历,是第一个在剑桥大学演讲的中国人,也是中国报业的开山前辈。他1880年时就说,在通商港口,外国的银行和军舰一样在为商人提供保护,中国也应当有自己的银行为商业服务,大清应当通过银行而非官府来投资煤矿铁路。 另一位在洋务运动晚期传播西方财政金融观念的改革家是郑观应,他在1893年的《盛世危言》中提到“泰西有官银行、商银行又有贫民银行”,这可以看作首次介绍中央银行的概念。这些改革建言者意识到了财政金融依赖外资,地方分争揽权的风险,建议国家权力对货币经济的介入与主导。

图9

  图9:在汇丰银行档案馆里,我看到1885年李鸿章做为直隶总督授权的招商局轮船公司借款合同,直接经办人是盛宣怀。此贷的出名在于它用金镑计价,招商局用银还贷,吃了一次大“镑亏”。

  毋庸置疑,此时大清帝国面对的更大风险,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正在步步逼进中国。如果说洋务运动中西方银行对大清的地方性贷款,仍然主要是基于商业利益的投资行为,而1894年以后西方对大清的国家贷款,就是在凶恶的战争掠夺基础上的贪婪的金融掠夺了。洋务运动为求富求强,变着法儿地从西方人手中套进几千两银子借款,帮助形成了部分国内工业资本。这有些象改革开放以来商务部与外管局干的事,只不过是地方各自为战。尽管洋务外债包含了深深的风险,其历史作用是应当肯定的。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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