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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了个人民币——画说金融史(40)

2014年03月07日 14:49 来源于 财新网
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银行开始,共产党领导的银行就不信什么金银本位制,也从未挖地建过什么大金库。人们无所忧虑,信心就来自人民政府和人民银行具有强大的物资调运能力
李弘
李弘,资深投行人士,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师从大英帝国史与全球史名家。工作经历包括务农做工,职业生涯主要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领域。喜爱收藏与写作,曾出版《图说金融史》《京华遗韵》等。

  【财新网】(专栏作家 李弘)1948年12月1日,中国金融史在这一天的日历上划上了两道红杠。那天的午夜,月白风高,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金库从上海被转运去了台湾,一个新的金融舞台在海峡对岸悄无声息揭开帷幕。在同一天早上,北方城市石家庄的城墙上,人们看到董必武、薄一波签署的华北人民政府的一大幅布告,宣告“从本年十二月一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新币被定为:

  “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币,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为本位货币……以上规定,望我军民人等一体遵行。如有拒绝使用,或私定比价,投机取巧,扰乱金融者,一经查获,定予严惩不怠。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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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华北人民政府1848年12月1日金字第四号布告。石家庄中华北大街55号(现为河北钱币博物馆),即为中国人民银行和人民币的诞生地。

  这真是双喜临门,一张布告上走下来一个新银行、一个新货币。此时离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还有八个月时间。人民的新政府,对自己统一全中国有百分百的信心、对自己的钞票负有百分百的责任,这张布告就是最有力量的宣言。在解放了的华北、华南、西北,人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新票子”,替代了原有的冀币、边币、北海币、西农币。看到票子上董必武手书的“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老百姓由衷地欢喜。中国人盼望一个强大统一的货币已年深日久,他们曾仰仗过白银、银元、法币、黄金;寄希望于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现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把惊喜带给人间的就是人民银行的这张纸币,它的名字就叫“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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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第一套人民币上没有伟人头像,反映的是解放区工农业生产与生活欣欣向荣的景象。毛泽东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的主席,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头像。”

  其实共产党领导银行发票子的历史,与国民党的经历几乎同时起步。孙中山1924年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中央银行。只相隔两年,湖南柴山洲特区就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银行,即1926年10月建立的“第一农民银行”。两党有着不同的金融取向:国民党的财源依靠的是城市工商富人,而共产党则把自己的金融基础放在了广大农村,着眼于服务农民。1928年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了中央银行,法定为国家银行,宋子文成为第一任行长,政府开始发行货币;1932年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诞生,第一任行长为毛泽民,也开始发行国家货币。在这两家银行发行的票子上,分别印着孙中山和列宁的头像,代表着发行人借着货币投入流通的政治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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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印着列宁头像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货币,但不知为什么签字是外文,货币“超国家化”可以此做一个案例。

  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兼具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业务功能,包括发行钞票、代理苏维埃政权的国库,开展储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然而,在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各个根据地银行是独立发行货币,互不通用,没有法定的兑换比率。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将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分割的货币流通成了大问题。曾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的南汉宸(1895-1967)1948年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等到解放北平时,各路大军都拿着各解放区的货币,那不像八国联军进北京时一样混乱吗?此话一直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中央决定马上着手解决问题。才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创立了人民银行,它的第一个功劳,就是在全国统一发行了人民币!

  此事对中国的意义,堪比1844年英国把英格兰银行的货币认定为“法定货币”的创举。不过我们有个问题,人民币如何能保证强制流通,币值稳定?翻查人民银行1948年成立前后的一些论述,找不到当年困扰着英国议会和英格兰银行的那些议题。发行人民币的银行准备是什么?发行量受贵金属和外汇的制约吗?如何防止发行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与各国货币的兑换率如何确定?国民党的政府刚刚在这些问题上摔了大跟头,不能不使我们对这些问题倍感关切。非常明显,人民银行的关注热点不在这里。从上述布告中我们可以读出,新钞票不准备与任何贵金属或外币挂钩,它自己就是自己的“本位币”,而且也是其他解放区流通货币的“本位币”。保证其流通价值与秩序的,是布告中措词严厉的惩治办法与制度。

  我们在前几节中已经看到,上世纪30年代以来,欧美主要国家一家接一家放弃了金本位制,使政府获得了利用货币政策干预经济活动的自由度。国民政府从中学到了工具理性,不受贵金属或美元汇兑本位约束的法币与金圆券发行,给了它军事财政的盘桓空间。中国人民银行的票子自立本位,并且由政府出规则,强力保障流通秩序,似乎也随和了时代的世界潮流。但是,指导人民银行政策实践的,并非西方凯恩斯的黄金脱钩理论,而是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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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资本论》开张明义讲的就是货币,“信用与虚拟资本”是马克思注重的研究领域。

  实际上,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银行开始,共产党领导的银行就不信什么金银本位制,从未挖地建过什么大金库。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1904-2005)1944年曾在山东,帮助当时的北海银行解决北海币发行出师不利的问题。该银行既无金银,亦无外汇,发的货币敌不过中储币与法币的竞争。

  薛暮桥认真思考之后,提出了一个理论,即货币的“物质本位论”。他说北海币不靠金银也照样硬得起来,因为“纸币的基本保证是物资”。这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又吻合苏联的产品经济思想。

  山东抗日根据地和北海银行大受启发,据说通过积极组织货源,增加所在地胶东地区的供给,提供贷款发展区内商品经济,同时有效堵住中储币、法币在自己地盘内的流通,北海币果然名气大增。

  为了维护币值,北海银行每发一元货币,就购买五毛钱的物资储存,等于为自己建立了50%的准备金率。到1945年,北海币的发行量一下子从2亿提高到6亿。这是一个极好例子,“证明现代生活中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赢得三大战役的胜利,人民共和国的曙光冉冉升起,人民币一路发行一路春风。对所谓金银本位,人们无所忧虑,信心就是来自人民政府和人民银行具有强大的物资调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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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北海银行发行的货币。人民银行成立时,薛暮桥同南汉宸一道,也在华北人民政府财经办事处做副主任。

  共产党领导的银行,出身于贫困农村,服务于工农百姓,与英格兰银行不一样、与上海的金融财团也不一样,它们没有成为引起政府注目的“大款”,天生不是政府的“钱袋子”。共产党的革命资本,开始时主要靠的是“打土豪,分田地”。在陕北革命根据地,1941年以前,财政来源比较多元化,相当部分靠外来的捐款和国民政府的拨款;1941年以后,调整为依靠累进制田税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各种普通的、特殊的税种,在支持边区政府的开支中至关重要,而边区银行的直接贡献,只是1941年发放的一笔总额为500万边币的《建设救国公债》。陕甘宁边区也曾出现过边币的通胀,但相对于边区政府已近百亿的财政收支来说,银行的货币发行和债务融资从未取得鼎足而立的地位。用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的眼光看,“银行的发行要全部用于生产”。财政上没有赤字没有透支,就是银行的好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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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边区政府1941年发行的公债。它的年期本来为五年,息率7.5%。1944年7月,政府财政状况好转,马上全部偿还。对运用金融手段的慎重,为政府建立了良好的信誉。

  共和国开国银行的第一任行长,就是在革命中自学成才的财经专家南汉宸。人民银行的成立与人民币的发行,都有他运筹操持的身影。他的另一项功绩,就是为人民银行聚集了一批金融界的专才贤士。其中有一位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1881-1976)共事二十多年的资耀华(1900-1996)先生,他对人民银行在未来金融体系的地位做了个明确的建议:

  “现今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设置都是采用中央银行体制……中国的金融事业也应当按照这个模式组建:即把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起到银行之银行的作用;而其他各银行是在人民银行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其专业银行的作用……过去,金融机构中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比如票据交换和贴现、证券交易市场等等,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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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资耀华建议成立“中国金融协会”,出版月刊杂志《中国金融》,创立了人民银行研究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平台。

  资耀华1949年刚刚从美国讲学归来。彼时彼地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正在从战后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中慢慢脱身,重新获得了货币政策的“独立”决策权。同时,国会要求美国联储,必须继续与财政部配合,维持金融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稳定,特别是要保证就业、生产、购买力与物价的稳定。

  把这些挑战和对策平移到1949年的中国,似乎异曲同工,但它们背后所反映的现实,却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人民银行不能独立,它很快被归并入政务院的直属行政系统,总行从石家庄搬到了北京的西交民巷;金融业也不可能继续保持自由化与多样化,否则,就无法建立计划经济体系中的金融秩序,难以维护人民币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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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上世纪50年代的西交民巷,金融街风韵犹存。1949年2月,这里出现了一块新牌子,即从石家庄搬来的人民银行总行。

  解放时的中国,大大小小的金融机构还有两三千家,市场上的银元存量巨大,虽已被禁,但实际上它们仍是流通中的“大哥大”。各种交易市场在和全国解放的形势对赌,冲击着物价指数如坐“过山车”。

  特别是在上海这座旧政权遗留下来的政治与经济堡垒,虽没有了孔、宋之类的大家族,但城市里有千千万万的大小投机商、茫无头绪的惊恐市民、孤注一掷的工商资本,都把“货币”看作是主宰自己和社会命运的“诺亚方舟”,拼命要扒上这条船。他们储存黄金,倒卖白银;投机物资,抛售纸币,局势乱作一团。国民政府的“老蒋”“小蒋”曾想在这里建立秩序,结果是乱上加乱。

  1948年6月进入上海的人民银行面对的就是这一团乱局。然而,运用政权和物资集中的能量,人民银行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即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清理了银元对人民币的“抵抗”,关闭了所有违反法纪的投机市场和机构,帮助私营工商业很快地恢复了生产,经济生活基本走向了正常。在清理干净的场地上,商业信用逐步被取缔,银行的信用最终集中到了“统存统贷”的人民银行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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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这是上世纪50年代的版画,描绘的是正在建设中的北京经济行政管理中心。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后来都搬到了这里。

  人民银行如资耀华先生的建言,真正成为中国的中央银行,已经是1984年的事情。时间真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它流过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1913年美国的联储,1928年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1949年的人民银行,终于把改革开放的中国冲击到现代银行制度的前沿。那时我还在上研究生,论文的标题就是《论中国中央银行制的金融制度》,其实只是在重复金融前辈所熟知的那些基本原理。人民银行跨出的这一大步,在上世纪70年代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因为在文革的后期,中国不但是一个既没有内债也没有外债的国家,也是一个没有银行的国家。曾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回忆说:

  “国务院决定银行系统同财政部门合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并入财政部,各省市分行与财政厅(局)合并。当时,我作为人民银行的代表同财政部商谈具体合并事宜。……最后,银行的独立系统不复存在,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创举’”。

  就是在没有人民银行的岁月,人民币仍然忠实地伴随着老百姓度过了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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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人民币不是拿在手里的钞票,就是呆在这样的银行存折里。

  二十一世纪的人民币,已是今非昔比。人民银行为它而发声,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为它而忙碌,资本市场是它投资冒险的乐园,网络金融正在为它换上新衣。不但是全中国,有时是全世界,都为人民币的消息瞩目屏息。

  1949年人民银行接手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一共只得到黄金六千两、白银三万两、银元百万枚、美金几块钱。今天,人民银行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相当于美金3.8万亿。在它管理的金库里,存放着世界上第五大的储备金。但是人民币,并不为这些外汇黄金所动情,它就是自己的本位币,站在它身后的是中国的实体经济。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经济因为没有统一的、国家集中掌控的货币而孱弱。石家庄城墙上的那一张布告,以人民银行之手,为国家的货币发行安装了水龙头,筑起了政府维持金融秩序的防波堤。一个甲子过去,今天的人民币在世人眼中,颇有金砖的分量,它象征着中国人和国家的财富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势地位与影响力。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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