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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社会何以重建信任

2015年01月29日 15:29 来源于 财新网
中国需要一种制度信任:人们之所以守信,是因为受到法规制度的制约,不敢做出背信弃义的行为;之所以信任他人,是因为相信这些社会机制的有效性
田成有
财新网“成有论法”专栏作家。云南富源人。云南大学法学学士,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曾任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云南财经学院(云南财经大学)副院长,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现任云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致公党云南省委副主委,致公党中央委员,云南省政协常委。曾出版过《法官的人生》、《法官900句忠言》、《法官的修炼》、《守护正义》等专著。

  【财新网】(专栏作家 田成有)当下中国,道德滑坡,诚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不安全食品到不合格假冒伪劣产品,从“救人者被污蔑肇事者” 到“车祸不救人”。制假售假、偷工减料、掺杂使假、缺斤短两、以次充好、高抬物价……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界的普遍行为;骗人广告、假药劣医、变相集资、非法收费、行贿受贿……比比皆是。可以说,弄虚作假、假冒伪劣在人们的衣食住行、商业、文化娱乐等各个方面无处不在,层出不穷,让人防不胜防。从普通民众到专家学者、从私营企业到国有大型企业甚至跨国企业、从互联网到主流媒体、从一般政府官员到高级领导干部,不守信用、没有信誉、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不诚信现象大量存在。这些问题正在不断渗透并进入到社会主流,甚至成为一些行业和单位的默认规则。在一次次“假”“毒”“黑”波的冲击下,老百姓不只是视听疲劳,不安全感上升,而且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裂、价值取向的混乱。这种随处可见的不诚信现象危害极大,影响国民信心、社会和谐稳定,损害国家形象。本文从法律的角度提出分析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蓝皮书认为,中国目前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人际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加剧,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加重。调查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

  讲究诚信是我们民族传统中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之一,孔子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我们常说“言必信,行必果,承必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些都在印证中华民族具有讲求诚信的美德。然而,时至今日,几经沧桑,人们由以前什么都信到现在什么都几乎不信,这不能不说是当今中国人的悲哀。从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社会冲突的热点事件,到屡屡困扰我们的老人跌倒扶还是不扶的纠结和争议,无一不在凸显社会的信任缺失的严峻。社会撕裂的严峻性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并进行必要的反思:为什么我们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原因何在?如何走出信任缺失的困局?

  为什么会出现信任危机,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文化革命”,是造成中国社会缺乏信任的历史原因。1955年“反对胡风反党集团”运动,在共和国历史上开了“杀熟”之先河,人们之间淳朴的信任关系开始发生动摇;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不信任心理和情绪进一步恶化,在这场运动中,为了表达自己的革命意愿和立场,连朋友、夫妻之间的纯私人交谈也被一些人用来揭发、批判他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把人最丑陋的本性肆无忌惮地释放和暴露了出来。在政治高压之下,人人自危、人人自保,各种批斗、揭发、诬蔑、陷害、捏造、欺骗直至暴力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给国民意识和心理留下持久而巨大的负面影响,在人们的心中培植并恶性强化了相互戒备、提防的不信任心理和态度,为今天的背信、造假、作弊、欺骗恶毒埋下了祸根,并贻害至今。

  其二,维系中国信任的文化机制屡受摧残。曾经被视为民族至要的伦理道德规则、立人之根本的 “仁、义、礼、智、信”在不断的挞伐中遭到了清算和横扫。如今,社会诸阶层普遍浮现出缺乏文化价值根基的浮躁性和盲目性,一种无所依从、难以依从的漂泊感、失落感和精神焦虑成为当代人带有普遍性的心理特征,国民从思想到心理到行为与自己的文化与传统日益疏远,国民稳固形成的信仰、规则、价值被逐渐抛弃和遗忘。曾经寄予“立命”的精神价值在荒芜,“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仿佛成了现代社会交往中的普遍准则。没有精神伦理传统之根的维系,造成了今天人们对信任的迷茫与失常,于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制假贩假、坑蒙拐骗、背信弃义就成为“情理”之事。

  其三,社会转型造成的阶层分化与贫富差距,是社会整体崩溃、人们缺乏信任的重要社会原因。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是因为社会公平公正感越来越少。目前中国社会可分为四个利益群体,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普遍的社会信任是以平等为基础,不平等必然导致人们思想认识和主观态度的不一致,不同群体之间,由于贫富不均、社会地位不平等,不可能一视同仁地信任所有人,尤其是利益受损群体或低阶层人士对社会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就会更低。当高楼大厦一座座拔地而起,当从农村到措施的社会流动出现时,人们的身份、地位、待遇被切割成不同的等级,加之,不同阶层之间沟通不够,各种比较和不确定性在增强,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得不到保障,各种不理智、冲动、投机乃至荒谬的行为在发生,误解和偏见增强,部分社会群体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甚至萌生泄愤欲望。农民工认为自己收入低廉,权利无保障,生活无力;大学生认为上升渠道逼仄,前途渺茫;白领们则认为社会压力太大、房价和物价太高;富人们认为生活缺少安全感,社会仇富心理太重,纷纷移民海外;官员们认为维稳压力太大,社会仇官情绪太浓,特别是富裕阶层、既得利益集团优越生活的示范,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心理,金钱至上的标准和尺度,人们不再考虑、追问和质疑富裕的具体过程与手段,在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的同时,没有及时建立和设置必要的法律规则约束人们的行为,结果各种投机欺诈行为和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性出现。虚假的事物多了,信任的情形就少了。

  其四, 各种腐败是信任的最大瓦解力量。在被查处的腐败官员中,大多存在着明显的双面人格,明里仁义道德,暗里男盗女娼。“台上反腐败,台下贿赂忙”。他们的道貌岸然和表里不一特别严重地挫败了民众对社会体制的信任情感和,消蚀了民众心中的信任偶像,摧毁了民众心中最后的信任堤防。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民众再也不相信表面的、形式的东西,民众对中国各项制度缺乏信心。

  此外,社会自治组织的不发达也是导致社会缺乏信任的一个因素。广泛多元的社会自治组织有利于增强人们彼此间的沟通和信任。在中国,社会自治组织发育得不发达,公民自治素质以及结社的能力还没有很好提高,这也是造成不信任的根源。

  人无法孤立于社会,没有人愿意活在一个互相猜疑乃至互相伤害的社会里。人要在社会现实中生存,就必须求助于信任,为了生活更加美好,信任就必须成为重要的资源,为了社会的将来,必须扩大信任的储备。事事、处处的怀疑戒备,则势必人人自危如履薄冰,相互提防草木皆兵。人与人之间若没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就不可能有健康或正常的相互交往,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最终不可能有社会的发展与延续。人际间与群体间的不信任日渐拉大,只会激化社会矛盾,酿成社会冲突,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稳定。

  应该怎样挽回失去的信任,找回人人享有的幸福感呢?当下中国重构社会信任的有效的路径和方法是什么?怎么建?关键是三点。

  一、推进社会信任结构的现代转型。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熟人世界里,人们的信任以特殊的私人关系、情感为依据,只信赖和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他人,不信任外人。人际信任的保障机制主要来源于血缘、亲情和个人品质与声望。这种信任是一种“熟人”信任,是基于熟人之间当面的承诺,是以个人人品、道德和私人关系为基础,根据对他人可信程度的理性考察和与他人之间情感联系而产生的信任。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加速时期,由于频繁的职业交换、经常的人口流动乃至大量的移民而形成陌生人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农业社会或“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长期亲密的交往和彼此知根知底等正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逐步淡化并将最终丧失。由此,必须建立一种普遍主义的成熟的制度和规范,以共同信仰和法律、契约为依据,对有关人性、人际交往等的观点信念持赞成态度而给予的信任,这种信任要引导人们走出熟悉的关系圈,想办法应对圈外的不确定性,与“外人”进行沟通、合作。这种信任必须是一种制度信任。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之所以守信,是因为受到法规制度的制约,不敢做出背信弃义的行为;之所以信任他人,是因为相信这些社会机制的有效性。这种信任不依赖于人们之间的熟悉程度或者交往时间的长短,而是以正式的、合法的契约、社会规章制度为载体的新型信任模式。当代中国恢复或重建信任必须倚重制度或法律机制。

  那么,怎样建立这种普遍性的制度信任?其一,构建以相互认同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借助组织化、制度化、互惠性的运作机制将社会多元力量汇聚到一起,在共同的规范和原则下,实现不同社会主体在功能上的互补、行动上的协调和资源上的整合;其二,消弭群体隔阂,提升社会信任度。信任感的缺失,说白了就是人们缺乏安全感。要淡化社会成员因参照群体之间的强烈对比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关注不同群体、身份、民族、阶层等的认同问题,加强不同群体间的理解与沟通,提速体制改革,促进权利公平、分配公平、机会公平等,确保不同阶层和群体所享有社会权利的平等。贫富过度悬殊,富人只会警惕穷人,穷人不会信任富人。只有当人们相互视为平等的成员时,他们才易于相处,易于形成共同的价值,社会必须要及时建立一些机制,消解、平衡这个隔膜,打破这个隔膜,凝聚社会的信任力量;其 三,培养公民精神,推进新型公民的发育和生成。要发展职业团体、社会组织及社区,培育合格公民,激发社会成员的普遍关注和热情参与,提升公民的荣誉感和归属感。“去身份化”的平等交往,将能促进相对共识的达成。由此建构的社会信任既受法律、制度等约束,也受一般道德伦理、公众舆论的约束,由此,形成较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其四,倡导和激励社会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念,引导、固化为全体成员的核心价值,消解负向的社会情绪。发挥公共权力在建立社会信任机制的核心作用,依靠正向的激励,通过高效、廉洁的公共服务体系切实保障民众各方面的基本权益。切实摆脱社会信任困境。

  二、培育和规范市场经济。信任日渐式微,是市场经济发展不足的伴生物。当前信任危机的蔓延,在一定程度上与市场经济的不规范、不发达相关。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如果在金钱面前什么都不管不顾不怕不要了,人就病入膏肓了;社会如果利令智昏恬不知耻肆无忌惮之徒比比皆是了,社会就危在旦夕。人之所以能“自律”,是因为人有敬畏之心的“他律”。“利”字当头,“信”也低头。“守信”所以能“守”,是因为心存“敬畏”。人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不能没有精神信仰,没有“敬畏”。

  马克斯·韦伯试图倡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在基督教文明中推进市场经济,要靠一种“宗教精神的力量”来维持和制衡。必须通过道德规范和道德教化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克服市场主体因片面追求自身的局部利益而削弱社会整体利益的自发倾向,为重建信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我们在努力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市场机制时,要靠积德、厚德、自律、诚信都来重建我们的社会。

  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基础,市场经济,既需要 “看不见的手”调节,也需要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调节。不受制衡的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不受制衡的权力会绝对导致腐败。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会放大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弊端,不受制衡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会导致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重构公信力应首先从政府着手。各级政府部门及有关组织身处市场这个逐利场,要坚守伦理底线,明晰道德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方面约束自身行为,接受监督,遵循必要的法规,约束自身的行为,带头诚信,树立起法制的权威,让人们对法律“惩恶扬善”的功能有信心,另一方面,既要通过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把蛋糕做大;又要把蛋糕分好。

  三、通过法律来有效地重建社会信任。人们之所以不信任,是人们对事物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存有怀疑,是无法预知风险。

  首先,法律能有效解除人们的内心疑虑,消除社会的风险。因为法律是具有国家强制性和普遍约束力的正式制度安排,它的基本要求就是令行禁止和一体遵行,法律的生效和实施能有效地调整和管束的人们,确保人们在行为上保持某种确定性和可靠性,使相互交往的人们因慑于法律的制裁而被迫在行为上表现出合乎法律和预期。依照法律选择行为时,特别是那些已经或打算建立和保持长期交往关系的人们相互之时,能有效扫除了人们之间的信任障碍,降低了他们之间的信任风险,从而使他们相互间的基本信任得以建立。

  其次,法律还凭借一套对规则和程序的科学、严密的设计先行堵塞一切不诚信的可能性或漏洞,使受其管束和规范的人不得不选择诚信。由于法律是具有稳定性的制度安排,其不得朝令夕改的性质使其强制性价值并非仅在保证诚信于一时一事,法律的这种持续性强制能够收到改造、教化国民行为之功效,使国民由最初的被迫诚实守信,逐渐磨砺成自觉诚实守信以致最后形成习惯。离开了法律的普遍有效调整、控制和威慑,各种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就会泛滥。

  再次,法律通过有效的预防和坚决的惩治,净化社会环境,促成和恢复社会信任。在当前整个社会文化道德价值力度不足,官员自身抗拒道德教化的条件下,预防和惩治官员腐败,最终且有效的手段只能是制度本身,只能是法律。法律通过对少数利令智昏、丧心病狂的违法犯罪者给予实际地严厉惩罚而儆戒他人,由此净化社会环境,推动诚信之风的形成。正是有了法治,靠着法律的崇高权威,公民权利才免于强大国家权力的侵害,公民才得以对国家权力的无害和非任意行使有了信心,才得以建立和保持对政府或国家权力有根据的理性的信任。法律通过重刑追究腐败官员的刑事责任、实行惩戒制度,使各级官员受到震慑,放弃或抑制腐败;法律通过对一切腐败分子一视同仁地严厉制裁和惩罚,使任何人的贪污腐败行为都不会因其地位之显赫、权力之巨大而逍遥法外,从而收到以儆效尤和彰显、捍卫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之双重功效。使久违的民心得到复归,使社会信任得到逐渐地恢复和重建。

  当今中国,法律已渗透于人们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人们建立广泛经济关系和开展大规模经济活动得以求助和依赖的现实工具与制度保障,成为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的主导力量,正是由于法律的介入和担当,处于信任危机之中的当代中国人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感与精神慰藉。实现法治社会,才可实现诚信社会,公正的法律如果能够得到公正地执行,法律就是被所有人信仰的权威,陌生人交往的恐惧感和不确定性才会烟消云散。法律凭其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承载着社会成员最普遍的信任。当陌生的人交往时,尽管他可能并不清楚对方的状况,但他相信一旦出现欺诈失信行为,可以通过正当的方式“讨到说法”,也相信能得到公正的裁决。相应地,陌生人摔倒了多半会去扶,因为相信万一被讹诈、法律会还原真相,而不诚信的一方会受到制裁。

  最后,法律通过对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平抑和减缓贫富差距,消除不信任因素,促进社会信任。“不平等是信任的最大杀手。”当下中国不平等已是公认的事实。消除和弥合人们的贫富差距,降低人们之间的不平等,除了依赖国家倾斜性的政策规定而外,最为行之有效的手段就是法律。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法律的本性就是追求和体现公平与正义,法律在把握人们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统筹兼顾,对各种利益关系作出稳定性、权威性调整和安排,它一方面为利益受损群体、社会弱势群体创造和提供更加公平的制度性机会和渠道,如规定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社会保险金制度、医疗保险制度、老人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制度、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在农村实行一税制甚至取消农业税等等,另一方面则对获利群体过分增长的利益要求给予一定程度地抑制或忽略如开征消费税、遗产税、适当提高某些税种的税率、提高借贷利率等,从而求得各种利益的大致均衡,使过大过剧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受到削弱或平抑。应该说,法律正是在致力于对公平、正义的维护中有效抑制和消解社会的不信任,进而在为新的社会信任的建立作出贡献。

  (作者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本文出自作者所著《法官的改革》)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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