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从习近平“三个有利于”看国企改革

2015年07月20日 11:45 来源于 财新网
我们不应再为政府在国企中的持股比例下限是多少而郁闷纠结,不应继续在国企“去行政化”方面止步不前,不应再为推进管理层激励而缩手缩脚,不应继续一看到让民企控股国企就惊呼国有资产流失
刘胜军
财新网“胜军改革观察”专栏作家。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世界经济论坛2012-2014全球议程理事会中国区理事。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管理的力量:中国挑战的制度求解》、《谁伤了你的幸福》、《下一个十年:一个青年经济学者的改革梦》等。长期关注中国经济与金融体制改革,新浪微博@刘胜军改革。

  【财新网】(专栏作家 刘胜军)尽管社会各界对国企改革望眼欲穿,尽管早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甫一闭幕“国资重镇”上海就出台了地方版的国企改革方案,但中央层面的国企改革方案迄今未能出台。在2015年两会上,中央透露已经成立“国企改革领导小组”。这凸显国企改革难度之大、利益博弈之激烈。

  在三中全会确定的60项改革中,国企改革是最具挑战性的。原因是:其一,从经济层面讲,国企改革涉及极为庞大的利益格局;其二,从政治层面讲,国企改革涉及一些重大的观念障碍。

  回顾中国改革历程,思想的解放总是改革的前提。没有胡耀邦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难以走出“两个凡是”的雾障,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万里“反正吃不饱饭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怒吼,“小岗村大包干”就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也就不会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91年,国内围绕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发生激烈争论,中国再次陷入“向何处去”的迷茫。关键时刻,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中提出“三个有利于”,空谷足音,一举澄清观念的混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顶层设计的出台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说,“要看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如今,国企改革再次成为争论焦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但在推进改革过程中,依然存在不少观念的误区和阻力:1)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误区:在改革过程中,一些人僵化理解国有资产流失概念,认为国有资产效率低一些无所谓,肉宁可烂在锅里;2)国企竞争力的误区:过去十年央企做大做强,靠的是90年代“破三铁”、改制上市的体制变革红利。但如今却有不少人期望靠赋予国企“特权”来维系其竞争力,企图维护行政垄断地位;3)国有资本社会效能的误区:有人认为政府必须坚持对国企的绝对控股地位,以实现某些社会功能。其实,降低国企中的政府股份,才能提高国有资本的杠杆效应,从而撬动更大社会资本。

  正是由于这样的观念误区,国企改革陷入迷潭。即使是呼声最高的“混合所有制”,在中石化销售子公司试点之后也陷入了停滞。因此,各级政府与国企负责人,普遍对国企改革产生了观望态度。

  关键时刻需要关键声音。2015年7月16日至18日,习近平主席来到吉林考察,明确提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三个有利于”,是国企改革的一次“思想解放”,对消除国企改革的认知误区和观念障碍意义重大。

  其一,国企改革的目的是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如何保值增值?最好的办法是提升国企效率。而且,国企效率的提升不能建立在“不公平竞争”的特权之上,否则从全社会角度看是没有意义的。

  从图1可以看出:1)国企的效率始终低于民企;2)在2002-2006年期间国企与民企效率差距一度缩小,但在2007年金融危机后再度迅速拉大。由此可以得出两点启示:1)发展混合所有制,借助民企的体制优势来改造国企,这是改革的大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用“国有资本”概念取代“国有资产”,其本身就是一场观念革命:如果政府在国企中持股10%比持股60%更有利于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那么政府就应该把控股权让给社会资本;2)上一轮国企改革的红利已经耗尽,启动新一轮国企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1
  其二,只要有利于提高国企竞争力的改革,就应该欢迎。现代企业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发明。审视当前世界最一流的企业,其共同点是:1)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股东通过董事会从全社会公开选聘最优秀的经理人;2)给予经理人合理的薪酬、股票、期权等业绩激励,以降低公司治理中的代理人成本(agency cost)。

  由此出发,中国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应该努力尝试:1)国企高管应该从全社会公开选聘,而非局限于体制内选拔;2)国企高管应被视为对业绩负责的经理人而非具有行政级别的“准官员”;3)国企高管应该享有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和激励机制。

  其三,政府应放弃对国企的绝对控股。在现代资本市场中,绝对控股是违背“经济理性”的做法。原因很简单,在股权高度分散的状态下,51%的大股东与30%的大股东,其控制权并无实质性差异,但30%的持股比例意味着大股东对社会资本更大的撬动能力。政府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引入更多民资,可以“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政府减持股份所套现的资金,可以投入到社会效率更高的领域,例如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教育、医疗等瓶颈领域。

  2014年7月,笔者在参加李克强总理主持的座谈会上发言时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非常有必要,但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对混合所有制还存有顾虑。”“什么顾虑?”李克强马上问。我回答,“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拿出什么东西来混合?二是民营资本能占多大比例?三是混合‘联姻’后会不会受到干预?”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三个有利于”,在国企改革中大胆解放思想,混合所有制的局面将为之焕然一新:我们不应再为政府在国企中的持股比例下限是多少而郁闷纠结,不应继续在国企“去行政化”方面止步不前,不应再为推进管理层激励而缩手缩脚,不应继续一看到让民企控股国企就惊呼国有资产流失。果如斯,国企改革将打开新的局面。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杜春艳
财新传媒版权所有。如需刊登转载请点击右侧按钮,提交相关信息。经确认即可刊登转载。
全选

新闻订阅:订阅后,一旦财新网更新相关内容,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发邮件通知您。

  • 收藏
  • 打印
  • 放大
  • 缩小
  • 苹果客户端
  • 安卓客户端
财新微信

热词推荐:
雷洋案最新消息 首都 北京 英国脱欧公投时间 日元升值的原因 黄色电影 问题疫苗 财新 宝能 安全理财投资收益率 万科 南极臭氧空洞减小 雷洋尸检结果公布 程晓健晋升少将 南海 雷洋事件 中国南海最新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