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原始创新，我们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
鲁白：我们把眼光放得再远一点。我们国家为什么对科技有那么大的投入？很大的原因是希望刺激中国出现自己的原始创新，变成新技术，然后某一天走上市场。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大学和研究院所这些最具原创力的机构，哪些事情做对了，目前还存在什么问题？
饶毅：说一个具体的例子，与屠呦呦相对应的工作就是中药研究，中药公司的人将复方卖给大家，立马可以得到高利润回报，但屠呦呦做了这么多年几乎没有赚钱。所以，尽管这样一种原创研究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极大贡献，但它所得到的社会回报却是不对等的。
徐小平：但是总的来说，国家和社会在强调对科技的投入、强调科技对推动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价值，是有共识的。
谢宇：社会学研究科学家研究了大概60年，结论很简单：科学家都是人。这很重要，既然都是人，他也有人的需要，有他的利益、恐惧、动力，有他柔软和坚硬的地方，也一定有他的驱动力。
科学家的驱动力是什么？一流的科学家，他追求原创，只要能作出原创工作，有没有社会或经济价值并不重要，在历史上第一个作出伟大发现，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回报；第二，社会中有竞争，那么谁的原创作出得更早、更好都会有比较，大家都要抢，别人抢投资、抢产品，科学家抢原创。我也同意，竞争应该由市场来调节，这比没有市场可能会更好。但是还有一种机制，科学家所处的市场就是学术领域本身，学术应该交由同行评价。
中国有一个危险的情况，就是既不靠同行，也不靠市场，而是靠国家，看谁的牌子大、谁和主管部门关系好、谁得到了领导的认可，用外行和国家机器来引导科技，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基础科学研究的原创性就应该由同行评价，就是为了科学而科学，有用或者没用都没关系，由科学家来引导。而应用研究，则是市场引导会比国家引导效果更好。
鲁白：我想请邓锋讲讲，目前的情况下，中美投资高科技的生态是什么样的？中国有哪些优势？哪些地方做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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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锋：我就讲高科技投资，中国和美国的生态环境很不一样。首先，美国大学和工业界的“看不见的围墙”是很小，或者说现在基本不存在了，但在中国，校园内和校园外的隔阂还是很明显。校园内的老师做研究，他不知道工业界发生了什么，工业界也不知道校园里有什么新的创新。
美国经常有工业界的人，到大学里面去讲课，而大学里的人，也有很多在学校放假时回到工业界去创业。这种环境就是刚才讲的市场导向，如果工业界和大学之间有一道很厚的围墙，科技创新就做不好。
另外一个需要拆除工业界和大学之间围墙的原因在于，现在的很多研究需要大量的数据，而大数据本身是实时的、分布式的，需要成千上万台计算机同时运算，但实验室没有这种规模，必须和工业界结合来做。
工业和大学之间关联的环境不一样，导致中国和美国的高科技投资就不一样，这也是我们需要改善的很重要的一点。
当然，中国也有它自己好的一面，比如政府对高科技的大力支持，以及政府跟投资人从市场角度看问题等等。但是也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教授想出来创立一个公司，那么到底跟大学如何分配知识产权？还有，中国的科学家做公司，总希望成为公司的控制人，老想自己成为企业家，但实际上这种转变会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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