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创新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做？
鲁白：说到价值观，正好把我们下一个话题引进来。清华大学在做教学教育改革，一项关键的改革叫做“三位一体”，就是说大学不光教知识、能力，还要教价值观。先请谢宇谈谈他对创新教育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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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宇：我不是投资人，但我觉得我要去做投资，也许也可以做得很好。因为你要回答的，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成功的是你而不是他？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你要成功，就应该具有别人没有的东西。所有的竞争都有赢者，赢者一定有别人没有的东西。我来投资，要问的就是你有的东西为什么别人没有？
讲回到教育。我们的教育，在中国的文化和现在的科技发展中有一个矛盾，就是我们经常希望有乖学生，会考试、符合标准，谁答题答得好就是好学生，这是标准知识的传播教育，而知识是已经系统化了的、成熟的。我们过分强调一个好学生能够在考试中找到答案，但创新中绝大多数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是没有答案的，甚至都不知道如何提出这个问题。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那些没有提出来的问题，要找出问题。那就需要有人文素养，需要有一些怪人。
我对中国的未来有些担忧，一个担忧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包容。包容为什么重要？我有一个同事专门研究创新，还去了很多公司做调研，他的观点我是同意的，他发现自古以来创新有一个特点：一次发现，反复应用。比如一个地方出现了农业，马上就可以东西向传播，因为气候是相近的。发明者，只要一次成功，大家就都会受益。
这种情况下，思想的异质性就很重要。大家背景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工作环境不一样，都对创新有好处，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想法，只要一个人想对了就行，如果一百个人都是一个想法，就等同于一个人，其他都是重复的。
现在的中国文化不容忍不同的声音，不容忍提意见。老师说了算，领导说了算，国家说了算，这是对创新最有害的情况，大家都一个喇叭筒说话，怎么可能有创新？我们需要没有被提出来的问题、没有被想到的想法。所以，文化的包容、人文的思想、尊重个人的创见和想法是我们教育应该提倡的，也是现在所没有的。
饶毅：我觉得谢宇说的很对，所以你们大家要容忍我的想法（笑）。我的想法再说清楚些，就是中国要走一条现代新知识为主，金融为辅的国家道路。
我所说的“饶毅假设”有三点：第一，我国是一个缺乏科学传统的国家。我们的诗词歌赋曾经有很高的创造性，所以我们是有创造性的传统。但没有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好奇，因此没有真正的自然科学传统。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外国打开我们的大门之后，我们意识到科技落后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从1840年到1949年，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不够支持现代科技的发展。而且我们中国人对赚钱和做官的热情远高于科学技术，所以那段时间投身科技的人很少。1949年后以前当官失去生命或进监狱、有钱的被剥夺财产，这些职业危险才间接地、阴差阳错地让我们中国很多人对科技感兴趣。1949年到1999年，我们国家有了空前的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但真正谈得上科技稳定发展的也不过十几年的历史，大概是从2002年以后，中国的主要科技和教育机构才开始认真考虑要怎么发展。所以我们应该考虑到实际上，中国科技的红利还没有实现，以前是低科技以及山寨科技为主、极少量高科技，现在正在高科技逐渐形成规模的阶段，如果重视、鼓励、提倡高科技引领，可能是未来的希望。
第二，我国应该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对不同模式也应该有不同的奖励和回馈。商业模式的改进也要支持。但有的商业模式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商业模式创新者是母夜叉孙二娘，她开酒店的时候就用前面顾客的肉体作为后面顾客的食品，这当然降低成本，还可以把前面顾客随身携带的钱财全拿来，收入会提高。类似的商业模式中国人一直会有，但不能过分支持，要不然孙二娘会越来越多。我们可以支持各种模式但是要有选择，真正要支持代表我国未来发展方向的经济模式。科技为主的经济是产出型，而不是分配型，是根本的发展，而不是左荷包到右荷包转移过程中产生的虚伪GDP，所以毫无疑问应该首先支持。而其他有些，如商业模型改变，应该任其发展，无需特别支持。还有一些模式，比如靠房地产发财的恐怕需要课以重税来限制，比如在国营金融机构工作的人收入，应该不能超过清华大学教授收入的100倍。这些国家可以调控，可以有政策。美国总统候选人的Bernie Sanders不避“社会主义者”的嫌疑要提高对一些富人的税收，英美部分经济学家也认为应该以累进税制对资本收入课以重税。我是北欧型社会主义者，但我并非支持对所有富人同等课税，而是支持对不含科技的赚钱、不代表未来的赚钱、不推动发展的赚钱、特别是不该赚钱而发财的富人，课以重税。产出型经济，而非再分配的经济，才是国家长远的正道。其中，科技可以起良性的引领作用。
第三，我希望每个人特别是青少年要尊重自己，选择一个对国家有意义的职业。不以个人收入为职业选择的唯一目标。如果只是收入高，在当代中国靠骗人也可能得到，靠忽悠也可能得到，但人生意义何在？青少年还要考虑对自己智力的尊重。一个量子力学学的很好的北大学生，如果投身金融，需要想想是否尊重了自己的智力。如果数学杰出的教授沉迷股票恐怕也与青少年沉迷游戏、晚清中国人沉迷鸦片没有非常显著的差别。是选择只谋求高收入，满足“猪栏的理想”，还是在人类知识的基础上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是每一个经过现代教育后的青少年需要思考的问题。
邓锋：2011年，我们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谈到下一个世纪清华的战略是什么。我当时提了两点：应该从过去的能力教育、知识教育，变成价值系统和价值观的教育。最重要的，一个叫领导力，一个叫创新力。
领导力是说你如何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或者说如何能够成为做出大贡献的人的这种能力，而创新力就是怎么做创新。可能全世界的大学都要在这一点上下功夫。
领导力和创新力教育怎么落地？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培养企业家精神。但是，企业家精神怎么落地？教起来并不是很容易，而实践其实是很好的方法。所以，我认为要在实践中培养。
过去的人才培养是先上四年大学，然后再出去工作，或者上完研究生再出去工作，他对外面的世界可能根本不了解。今天，外面的世界变化非常快，在大学学完的东西，可能出了大学就没用了。所以，学生需要在社会和大学中来回交替，在干中学、学中干。在当今科技变化很快、世界变化很快的情况下，要打破所谓实践和学习的界限，创新教育一定要把实践和创新创业结合起来。
谢宇：实际上，我们反过来看也会达到同样的效果。国内对这方面的教育不太理解——几乎所有的“大家”，其背景都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为什么重要？美国最好的大学，学的最重要的精华就是人文。人文教育的精华在哪里？从古希腊开始，它的精华就是怀疑，怀疑权威、怀疑他人、怀疑现在的东西，所以他才有创见。在我们国家目前的教育体系下，总是要我们服从，我觉得这就没有创新性，这跟创新是相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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