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供给侧改革之思(七):优化供给侧改革的动力机制

2016年07月25日 15:16 来源于 财新网
可以听文章啦!
宏伟而精细的规划是改革部署的前提和关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是改革落实和成效的核心
刘陈杰
Upright Capital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原高盛中国策略分析师。中国新供给经济学五十人论坛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业界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学士,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曾在世界银行和银华基金工作,从事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研究。

  【财新网】(专栏作家 刘陈杰)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渐从以往的高速状态过渡到目前的中高速水平,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期待。宏伟而精细的规划是改革部署的前提和关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是改革落实和成效的核心。

  区别于以往偏重经济增长的改革背景,今后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实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满了“加减乘除”(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需要我们权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全局利益和地方利益,个人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

  200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维茨创立的机制设计理论中,提出了“激励相容”理论:每个理性经济人都会有自利的一面,会按自利的规则行动;如果能有一种制度安排,使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一致,这一制度安排就是“激励相容”。

  理论可能过于理想化,但我们确实应该优化供给侧改革的动力机制,使得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群体维度的各个阶层能目标函数接近,取得改革的良好效果。本文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之间的权衡,从若干重大改革的阶层之间的利益一致等角度,阐述如何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机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充分发挥“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后发优势,积极调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观能动。新制度经济学从变迁发起者的角度区分制度变迁的模式。变迁者选择制度安排的主要根据是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如果两种制度安排提供的服务数量相等, 那么交易费用低的制度安排或者能提供预期收益多的制度安排可能会被采用。这种以利益驱使为基点的变迁被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inducing institutional change)。但在现实中,制度的变动并非都是受新的获利机会所驱使, 有的制度变迁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 这种以权力推动为基点的变迁被称为“强制性变迁” (enforcing institutional change)。在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下, 人们可以在法制框架下自由追逐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合法利益, 会为了响应获利机会自下而上的创设或改变制度。这种变迁花费的时间较长, 但由于变迁主体对于新制度的发展路径与效益有明确的预期与理解,所以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相比较而言,强制性变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迁过程, 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变迁主体是国家(经由政府完成), 国家发动制度变迁不是简单由获利机会促使的, 而是常常受高层权力执掌者的知识积累、变迁给其带来的“成本-收益”比较及实施能力等的影响。纵观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大局和方向性的谋划基本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范畴,最高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开启并坚持改革。相比而言,细节和局部的制度变迁更多来自于各类微观主体的试验和创新,大体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范畴。笔者在文章《供给侧改革之思 (三):探寻合意增长速度》和《中国金融风险的聚集与应对》中探讨了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增速和可能面临的潜在风险。过去的改革过程中,经济增速较高,风险整体较小,全民能较为顺畅地分享经济发展和改革红利,因此很多改革措施与各阶层之间的利益趋于一致,改革的动力机制也是激励相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可能逐步回落到中高速增长,经济和金融风险增加,资产和金融领域泡沫化趋势显现,实体经济经营困难。当经济的“蛋糕”增速减缓,资产泡沫促进阶层固化的时候,需要更加注重微观主体的改革创新和改革机制摸索,尽量考虑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这样才能使得改革的动力机制更加稳健,造成的社会影响更为积极和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结合我们传统的体制和后发优势,有利于在一些关键领域迅速看到改革的成效。然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进一步持续发挥效用,应该积极调动广大微观主体的主观能动的声音,鼓励“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制度变迁上下联动,通盘考虑,守正出奇,可能成为新时期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机制的题中之意。   

  供给侧改革强调“结构性”,就是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有所“重急”和“轻缓”,凝聚共识,改革突破。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趋势。目前而言,广大居民面对的是相对质量粗糙的供给。“住”方面,一、二线城市高企的房价给年轻一代带来了巨大压力;然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高库存(库存销售比达到6倍)又使得企业生产困难、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大。“吃”方面,虽然粮食连年丰收,但广大居民想要的更健康、更绿色、更便捷的食物供应体系依然相对脆弱,甚至缺乏信任感。“行”方面,城市内部交通和城际交通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后很多大型城市依然拥堵严重,航空延误率偏高等问题市场出现。“玩”方面,我们注意到最新的出境游同比增长超过50%,而国内很多景区的管理和相关配套措施滞后于时代的新要求。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教育、医疗、城市管网基础设施、环保、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时时刻刻都需要我们提供切实和高质量的供给侧改革,属于改革的“重急”部分。在经济增速缓降、资产价格高企降低社会纵向流动性的阶段,符合大部分阶层的公共服务领域,既是经济和改革的短板部分,也是最适合凝聚改革共识的部分。我们在平时的投资研究中,习惯将当前中国经济中观行业划分为“旧经济”和“新经济”两大部分。“旧经济”领域主要是指钢铁、煤炭、化工、建材等过去中国经济高增长时代的重要行业,但如今已经变成“高污染”、“高耗能”、“产能过剩”的代名词,已经逐渐不符合中国经济转型和改革的方向。“新经济”主要是指高科技、新技术、节能环保、医疗服务、互联网等行业,代表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广大居民阶层的实际消费升级,全面提升中国经济质量的新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推进,就是要顺应历史潮流,推动新经济,限制旧经济,满足老百姓的要求。凝聚共识是改革取得实际成效的关键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文件,也不是口号,更不是形式,需要通过实事求是的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使之符合全社会的激励相容,才能优化改革的动力机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调动广大地方的积极性,改变以往地方追求经济增长的“锦标赛”模式,形成促进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经济结构趋于高质量的更高追求。中国的历次改革和制度变迁,始终少不了地方的身影。如何调动地方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执行力和穿透力。1978年之后我们进行的改革与开放,符合地方政府发展的各自利益,加上中央的分权效应,各地在改革红利释放背景下,很多走出了各自特色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一系列的经济奇迹。有些学者描述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地方政府行为是“锦标赛”模式(周黎安等,2007),即各地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展开“锦标赛”竞争,全力推动当地经济增长。这一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了中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制度力量。过去的辉煌值得铭记,现实的困难更需要客观面对。现阶段,追求经济高增长已经逐渐被追求高质量经济增长的诉求替代,强调地方之间相互竞争的关系慢慢被区域之间相互合作替代,传统的“锦标赛”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如何构建适应新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地方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将触及到改革的动力优化核心。从财政分权方面,1994年财政领域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地方的利益趋于一致、激励相容、税制稳定且明晰,从而形成了多年的良性循环关系。现阶段而言,地方政府的预算内税收趋弱,应属于地方税制的房产税迟迟不见实质性进展,预算外财政施展愈发困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地方政府进行中长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热情和能力。从金融分权上,从以往的经验,金融分权是给财政分权一种额外的预算软约束,即地方政府融资功能的拓展。从我们的计量实证检验结果来看,金融分权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为更具扩张性,即往往倾向于追求短期经济利益,放低中长期的利益,对融资成本和投资收益不敏感。当然,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阶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短期利益,阻碍了改革的进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得到地方政府和广大地方人民的自发支持,那就必然需要进一步优化改革的动力机制。对于财政分权而言,需要逐步硬化预算约束,诱导地方政府大力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加速推进建立全口径政府预算体系,加强人大对预算的监督、审议和修改能力。同时以“营改增”为突破口,继续推进税制改革,特别是房产税的试点和实施,逐步使其成为地方政府稳定的税种,使得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当地的长期发展,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更为积极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金融分权而言,为了避免重复建设,增强金融配置的效率,更好的为地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防范金融风险,应该逐渐规范地方金融机构,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关系,硬化财务约束,建立责权明晰的金融分权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长远的经济发展,抓手于中长期结构调整,根植于广大阶层和地方的积极推进。在经济新常态阶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动力机制问题的首要就是地方的积极性。当然,政治和行政体制的改革非常重要,政绩考核的实质性变化往往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本部分就经济领域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未涉及到行政体制方面的考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和主要措施较为清晰,优化改革的动力机制显得格外重要。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如何建立新一轮改革的激励相容机制,如何协调“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如何保障改革从经济发展自身趋势上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如何规范地方政府改革过程中的行为和调动其积极性,简要阐述了现阶段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机制可能遇到的关键问题。体制更张、机制设计,当然不只是经济领域的事情,行政体制领域可能更为重要,本文只是就经济领域的制度安排进行粗浅思考。

  作者为Upright Capital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原高盛中国策略分析师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张柘
财新传媒版权所有。如需刊登转载请点击右侧按钮,提交相关信息。经确认即可刊登转载。
全选

新闻订阅:订阅后,一旦财新网更新相关内容,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发邮件通知您。

  • 收藏
  • 打印
  • 放大
  • 缩小
  • 苹果客户端
  • 安卓客户端
财新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