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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国企:规模、绩效与风险

2017年01月13日 13:26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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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低绩效的深层次原因与软预算约束、非市场化激励机制、非经营目标过多等因素有关,新一轮改革应加快其退出低效益行业的步伐
伍戈
伍戈,经济学博士,研究员。现任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曾长期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部门,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经济学家。伍戈是刘诗白经济学奖获得者,曾获中国金融学会全国优秀论文一等奖、中国金融图书“金羊奖”等学术奖励。

  【财新网】(专栏作家 伍戈 郝大明)当前我国正处于结构性改革的攻坚阶段。作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之一,国企改革备受关注。国企为何亟需改革?这是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只有深刻意识到国企的真实现况,才能有更强的改革动力和更明确的改革方向,这对于充分理解短期经济周期波动以及宏观政策效果也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有比较才有鉴别”,下面我们试图从企业规模、效益和风险三方面,对比国企和民企之间数据的真实差异,从而更科学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国企改革的趋势及其影响。

  一、规模:国企占比持续下降

  1998年以来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国企相对于民企而言,无论是在企业数量、资产规模、吸收就业等方面的重要性都呈现出持续下降的特征:

  一是国企数目显著减少。据基本单位普查和经济普查数据资料,2001年底,国有企业(含国有联营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共有36.9万个,2004年底减少到19.2万个,下降48.2%;2008年末,减少到15.6万个,下降18.8%;2013年末,进一步减少到11.3万个,下降27.6%。2002~2013年,累计减少25.6万个,下降69.4%。

  工业是国企改革的主战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有64737个,2001年减少到46767个,2008年减少到21313个,2013年减少到18574个,1998-2013年累计下降71.3%。而私营企业从1998年的10667个迅速增加到2014年的213789个,增长了19倍。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个数占比为39%,而到2015年仅有5%。

  图1: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占比明显减少

  二是国企资产占比显著下降。2015年,国企资产总额是1998年的5.3倍,年均增长10.3%,发展非常快,但仍明显低于全部企业和私营企业。1998年国有企业资产占比为69%,2015年下降至24%。

  图2:国企资产比重显著下降

  三是国企吸收就业比重大幅下降。2015年,国有工业企业用工人数为1778万人,比1998年减少1970万人,下降52.6%,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为18%,比1998下降42个百分点,其对就业的贡献显著下降。而私营企业用工人数从1998年的161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3463万人,增长20.5倍,比重从1998年的3%上升到2015年的36%,上升33个百分点。

  图3:国企吸收就业比重大幅下降

  国企主要布局中上游产业的格局无明显变化。1999年,国企资产分布的前十位行业依次是电力、钢铁、交运设备、化学、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电子通信设备、石化、建材、纺织;而2015年,则依次是电力、煤炭开采、钢铁、汽车、化学、油气开采、有色金属冶炼、石化、交运设备、计算机通信设备。可见,过去十几年建材和纺织退出前十位,而汽车、有色金属进入前十位。国企主要布局于中上游产业的格局没有明显变化。

  二、绩效:国企相对明显偏低

  我们通常以资产回报率(利润与资产的比率)来衡量企业的经营绩效。经过1998-2002年大力度的国企改革,国企绩效2002-2007年曾持续提高,但自2011年开始国有工业企业资产回报率连续5年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2015年国企资产回报率仅2.87%,比2007年的高点下降3.08个百分点,降幅为58%,处于2001年以来的新低水平,几乎回到了国企改革之前的“原点”。

  图4:国企资产回报率明显低于私企

  数据来源:国企和私企资产回报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2008》计算,央企和地方国企资产回报率根据CSMAR上市公司汇总数据计算,口径含非工业企业。

  与其它经济类型企业比较,国企整体的经营绩效都相对较低。以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资产回报率观察,1998年以来国企资产回报率一直显著低于私营企业。2015年,国企资产回报率比全部企业的6.47%低3.60个百分点,比私营企业的10.59%低7.72个百分点。

  从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来看,央企资产回报率相对更低。以CSMAR上市公司数据(包括非工业国有企业)计算,2015年央企资产回报率为1.92%,2016年上半年为1.89%,显著低于1998年和1999年。2015年地方国企资产回报率为3.14%,2016年上半年为3.52%,处于1997年以来的新低水平,但比央企还是高些。

  从主要工业行业来看,国企业绩普遍较低。2015年,在国有资本分布的40个工业大类中,仅有家具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烟草制品业、汽车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等6个行业资产回报率高于私营企业,其余的34个行业均低于私营企业。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化学制品制造业、橡胶塑料制品业等8个行业甚至比私营企业低10个百分点以上,通用设备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纺织业等15个行业也都低6-10个百分点。

  2015年,在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超过7000亿元的16个行业中,仅有烟草、汽车、电力等3个行业的资产回报率超过私营企业,而其余13个行业均低于私营企业。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和化学原料化学制品业的资产回报率比私营企业低10个百分点以上,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冶炼3个行业全年亏损,资产回报率为负值。

  图5:资产超7000亿元的行业中国企资产回报率明显偏低(2015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华融证券

  三、风险:国企债务相对更高

  1998年以来,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经历了“先降后升”过程,2015年资产负债率高达61.94%,比2007年高5.44个百分点,与1999年持平,几乎回到国企改革前的“原点”。私营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曾在2003-~2007年高于国企,但2008年之后持续下降,2015年大幅低于国企10.13个百分点。

  图6:2008年以来国企资产负债率高于私企

  数据来源:央企、地方国企、民营企业资产负债率根据CSMAR上市公司汇总数据计算,包括非工业企业;国企和私企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2008》计算。

  以CSMAR上市公司数据计算,国企特别是央企资产负债率相对更高。在国企布局中上游重资产行业大致不变的情形下,2008-2010年国企资产负债率快速上升,之后居高不下。1998年中央企业资产负债率仅为43.8%,到2010年上升到90.4%,一直持续到2015年(91.8%)。地方国企资产负债率相对低一些,2015年为74.5%。而民企资产负债率2008-2011年持续下降,2012-2015年则保持稳定,2015年为54.1%,比国企低30.4个百分点。

  国企集中了整个企业部门相当部分的债务。其资产负债率高企表明其存在过度举债行为,这进一步导致利息负担沉重。例如,2014年国企资产利息率(1.37%)与私营企业基本持平,但国企资产明显偏重,2014年资产有37.1万亿元,而私营企业一共才21.3万亿元。尽管表面上国企资产利息率与私企基本持平,但因为前者是重资产,其实际利息负担总额比私企高不少。截至2015年底,国有工业企业负债总规模为24.6万亿元,约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负债的42.5%。而私营企业2015年负债总规模仅为11.9万亿元,约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负债的20.5%。

  值得一提的是,国企绩效表现出相对更强的周期性。2005年以来,国企资产回报率走势与GDP增速趋势高度一致。1998-2002年和2012-2016年国企效益低迷分别对应着前期1993-1996年和2003-2011年高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时期。特别是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四万亿”投资计划,打断了本该进行的经济调整过程。其实,1998年国企资产负债率比现在要高得多,之后随着产能过剩的缓解,效益曾明显好转,2006年资产负债率已降至56.2%。但随着2008年后刺激政策的加码,国企负债率快速上升,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

  图7:国企资产回报率与GDP的趋同性更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华融证券。

  四、基本结论与启示

  中国经济在许多方面都是有特色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脱离宏观经济的一般规律。通过对以上常识性数据的“白描”,或许我们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国企亟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从而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改革成功的方法和方向:

  一是1998年以来,国企改革已取得较大的进展。国企单位个数、资产规模和吸收就业的比例均比1998年下降70%左右,在大多数行业,国有企业是选择退出的,民企占比显著上升。尽管如此,国有企业退出的力度还远远不够,目前在全国41个大类工业行业中,国企仍覆盖40个。

  二是国企经营绩效整体显著低于民企。2013年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国企绩效持续下降,几乎回到1998年国企改革前的水平,相比之下,民企综合绩效则好得多。从债务风险来看,国企(特别是央企)资产负债率更高,其债务集聚攀升的风险比民企更加突出。

  三是国企改革亟需明确科学方向并加强实施紧迫性。国企绩效与宏观经济周期更密切,加之其集中分布在中上游重资产行业,调整相对更难。其低绩效的深层次原因当然与软预算约束、非市场化激励机制、非经营目标过多等因素有关。基于现阶段经营和债务的压力,新一轮改革应加快其退出低效益行业的步伐。只有如此,中上游产能去化才会更彻底,整个经济才有望实现可持续增长。

  作者:伍戈,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郝大明,华融证券宏观分析师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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