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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天花板”会否显现

2017年09月05日 11:13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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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出口的形势判断不宜盲目乐观,需关注中国出口遭遇类似德日出口触及“天花板”的风险
钟正生
现任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07年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曾任职中国人民银行,从事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研究。

  【财新网】(专栏作家 钟正生 特约作者 闫丽)2017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数据表现较为出色。部分观点据此认为,未来中国出口形势一片大好,甚至要开启一轮新周期。但笔者认为,对未来出口的形势判断不宜盲目乐观。在出口形势整体平稳的情况下,仍存在一些限制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份额达到历史新高13.8%,但2016年这一份额则下降至13.2%。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曾经的贸易出口大国德国和日本曾经遭遇的情况:日本出口占世界出口的份额在1986年达到9.86%高点之后开始回落,德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份额在1990年达到12.1%的高点之后也出现回落。在德日出口份额触及“天花板”的背后,不难看到“广场协议”的影子,这是美国针对其与二者间巨额贸易逆差的“纠偏”举措的直接影响。当前,需关注中国出口遭遇类似德日出口触及“天花板”的风险。

  一、发达经济体复苏稳中有忧

  从中国出口外需角度看,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势头并非十分乐观,这对中国出口而言是一大限制因素。

  2017年上半年,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趋势近乎同步,全球货物贸易量同比增速达到2.8%,明显高于前五年的平均增速2.3%。2017年以来,我国出口得到明显修复,与发达经济体基本面好转的溢出效应有明显关系。2017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美出口占比合计已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28%左右。可以说,美国经济复苏势头不改,欧洲经济“靓丽”表现超出预期,都对中国出口产生了不小的拉动作用。

  不过,全球经济真地踏上复苏的快车道了吗?甚至如一些乐观者所言,已经拉开了新一轮朱格拉周期的序幕了吗?笔者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乐观。

  先来看美国经济。美国通胀已经连续五个月不及预期,并成为美联储内部分歧的最主要来源;非劳动力中具有工作意愿的人数显著走低,给一直十分抢眼的新增就业数据抹上了阴影。制造业方面,制造业人口虽处于回升通道,但仍显著低于历史水平;同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约为1.1%,只及历史均值水平的一半左右。此外,特朗普新政四处碰壁,也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减分项。因此,美国经济复苏可以用“平稳”来形容,但若冠之以“强劲”则有夸张之嫌。

  再来看欧洲经济。欧元区核心通胀仍维持在1%左右,与1.4%的目标值仍有较远距离。欧元区内部国别之间分化明显的顽疾仍在持续,如德国失业率已连续四个月低于4%,而意大利的失业率却仍高达12%。内部分化或将继续拖累欧元区的复苏势头。而最近三年欧元区企业信贷的几乎零增长,似乎也不是经济增长有韧性和持续性的积极信号。因此,欧洲经济能否在逃脱民粹主义的梦魇后延续今年上半年的抢眼表现,仍然有待观察。

  综上,目前欧美经济复苏整体上应是稳中存忧。世界经济也许不会像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理论预示的那么悲观,但也绝不像新周期鼓吹者宣扬得那么乐观。

  二、全球生产供应链重构的冲击日益显现

  退一步讲,即便全球经济已处于平稳复苏的态势,中国出口也不见得会自然而然地再上一个台阶。这是因为,更深层次来看,全球生产供应链重构对全球贸易的冲击正在日益显现。

  近几年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贸易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作为拉动全球经济的“引擎”,其似乎陷入了动力不足的困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全球贸易增速大约为全球GDP增速的两倍;但近几年,贸易增速却开始低于全球GDP增速。这背后有周期性因素的影响,而经济复苏的迟滞与反复,导致了贸易扩张的迟滞与反复。除此以外,近年来贸易的收缩有一半以上可以归结为长期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这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笼罩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阴霾。从国际贸易环境分析,贸易自由化政策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显著减少,而且也几乎没有新的贸易协定出现。有些新达成的贸易协定由于覆盖范围较小,很难对全球贸易造成显著的边际影响;而有些多边贸易协定则中途“流产”,如TPP。

  从中国面对的贸易环境看,中国早在2015年就被美国列入操纵外汇的“观察名单”。今年中美推出“百日计划”,其实就是美国针对中国进行贸易保护、减少贸易逆差的一种手段。最近美国重提“301条款”,与历史上美国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时援引“特殊301条款”极其类似。8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授权对中国是否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展开调查,调查领域主要集中在诸如芯片、电动汽车的高科技行业。与此同时,欧洲针对我国也频频推出贸易保护措施。贸易保护将使得我国分享贸易红利的阻力越来越大,并可能使我国出口的“天花板”效应更快凸显。

  二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外包”转“内包”的趋势性变化。近年来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日趋明显,Insourcing(内包)与Reshoring(回岸)已经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新的贸易方式。特别是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的逐渐攀升,以及3D打印、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的日新月异,进一步加快了发达国家“外包”转“内包”的进程。除了上述技术因素,美国国内政策也支持制造业回流,由“外包”转“内包”。 奥巴马执政期间,就通过减税鼓励企业搬回国内,并对美国企业在海外的2万亿美元利润征收了14%的过境税,以阻止国内企业“外包”。深层次来看,贸易方式改变的直接影响,就是全球贸易价值链(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生产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实现价值增值的贸易方式)的更快收缩。而价值链收缩加快会进一步造成全球贸易的衰退,以及中间加工品贸易增速的明显回落。我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中间品贸易大国,不可避免将受到冲击。

  此外,在美元指数难有强势回升、国内“逆周期因子”持续发挥效力、资本管制之弦仍然紧绷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下,未来人民币汇率或将呈现震荡走强的格局,也会增加后期中国出口增速再上新台阶的难度。

  三、德日出口历史上遭遇“天花板”的经验

  从当前的内外部形势来看,中国出口的未来增长形势很有可能面临一定的挑战。此外,从贸易大国的历史经验看,需要警惕中国出口遭遇“天花板”效应的风险。中国目前的出口形势与二十世纪90年代的日本和德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具备稳定的贸易顺差、本币升值压力(人民币是较长时期贬值后的“逆转”),以及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趋于历史极限。

  德、日两国在二战后依赖出口,经济发展尤为迅猛。德国出口占GDP的份额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17%,攀升到90年代的25%左右;贸易顺差在1979到1989年的十年内几乎增长了6倍。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迅速实现了贸易顺差的积累和外汇储备的扩张,而这主要得益于其进口替代能力的增强以及产品竞争力的提高。但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表现则不尽人意,国内财政赤字高企、贸易逆差严重。

  在此背景下,美国为缓解国内经济问题,扭转巨额贸易逆差,于1985年迫使日、德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根据协议规定,德、美、英、法、日一致行动,卖出总规模为180亿的美元,以使美元贬值10%—15%。其中,日本负担30%,德国负担25%。德国马克在签订协议后的一个月内升值7%,并在此后三年里迅速升值。德国出口增速由此受到巨大打击,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从1990年12.1%的高点开始回落。日元对美元则在签订协议后短短三个月内升值25%,并在此后三年累计升值了约40%。受此影响,日本出口增速急剧下降,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也由1986年9.86%的高点回落。可见,“广场协议”造成的日元和德国马克的急剧升值,正是日本和德国出口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相继触到“天花板”后掉头向下的直接导火索。

  鉴于当前中国出口情况与20世纪80—90年代的德日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且全球正处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趋严重的类似背景下,中国出口遭遇增长“天花板”效应的风险值得警惕。

  四、如何应对出口“天花板”

  一旦出口遇到“天花板”,对一国来说,既是严峻的挑战,需要有适宜的政策应对,也会形成一个非自愿的“倒逼”,促使经济适时转型。目前,中国出口的“天花板”效应似乎正在显现。在如何应对方面,可以借鉴德国和日本的有益经验 。

  第一,稳妥处理汇率升值,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广场协议”后,德国面临通胀加剧的风险。对此,素有“货币守护者”和“稳定保障者”之称的德国央行,一以贯之地采取了反通胀政策来抑制通胀抬头,减少经济波动,通过实施“高利率与紧财政”的政策组合来保持国内经济稳定。1982年至1987年,德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从3.3%降到0.4%;1992年,德国贴现率高达8.25%,而同期美国和日本的贴现率分别只有3%和3.7%。反观日本,为了应对日元升值的不利影响,采取了大开流动性闸门的做法,结果为日本经济走向“失去的二十年”埋下了伏笔。以德日为鉴,我国在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时,也需适度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以进一步拓展国内货币政策的空间。

  第二,发展多元出口,降低对传统贸易国的依存度。1987年,日本对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39%;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占其逆差总额的60%左右。在如此集中和脆弱的贸易结构下,美国对日本展开贸易战很容易将其击垮。目前,中国对美贸易逆差已占美国贸易逆差的40%左右。但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等多边贸易形式,逐步降低对传统贸易国的依存度。2017年7月,中国对传统贸易国的出口占比仍然较高,其中对美国出口占比高达19.4%,对欧盟国家的出口约占16.9%。但可喜的是,中国对东盟国家出口的合计也已高达11.8%左右。目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出口增速和占比不断提升,已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对美国的高依存度,提高了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抗压能力。

  第三,提高出口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向贸易价值链的上方延伸。要保持出口长盛不衰,关键在于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发展高精尖、难替代的出口商品,集聚消费国的忠实度以及进口刚需。以日本为例。其贸易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发生了明显变化:出口商品中,农产品以及低端制造业产品(如纺织品、钢铁产品和其他半成品)的占比从10%下降到3%,中高端制造业设备(如机器和交通设备子项中的办公和通讯设备、汽车、发电设备及其他非电子设备)占比则不断提升。如机电及交通类产品的出口占比,从1963年的28.4%,升至1973年的51.7%,再提升到1993年的71.8%。相比之下,中国出口商品结构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也呈现出制造业出口占比提升,农产品、矿产品以及低端制造业产品(例如纺织品和服装)占比下降的趋势,但当前与日、德出口触碰到“天花板”时的贸易结构相比,仍有明显差距。

  日本方面,1983年,日本机电及交通设备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为63.8%,汽车占比为20.9%,远高于我国2015年机电及交通设备出口、汽车在出口总额中46.8%和2.2%的占比;而同年,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在整体出口中的占比则为12.5%,远高于1983年日本4%的占比。

  德国方面,1990年,德国机械设备出口在整体出口中的占比达到41%,同样远高于我国2015年15%的占比;但2015年我国电子产品出口占比则达36%,远高于1990年德国8.7%的占比。从服装出口看,我国2015年的出口占比也远高于德国1990年2.5%的占比。

  正是由于德、日出口商品中高端商品技术含量高,因此即便在“广场协议”的巨大冲击下,日本和德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并未发生明显改变。鉴此,中国若想尽量减少可能的贸易制裁对出口的冲击,夯实在全球生产供应链中的有利位置,就必须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提升中高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当前,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阴霾笼罩、国内传统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日趋丧失的背景下,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急迫和重要。

  作者钟正生为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本文原载《中国外汇》2017年第9期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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