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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区域发展的合作博弈

2017年12月04日 19:50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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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在顾及对方利益的前提下,先打好自己的如意算盘,然后尽量多沟通、多协商,在开诚布公的交往中互相让步,互相支持,实现共赢
卓勇良
1955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就学于杭州。浙江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原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2被省人社厅评为浙江省二级专家。曾新疆挂职,日本进修,多次获省部级学术奖。

  【财新网】(专栏作家 卓勇良)区域合作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源泉,尤其在经济增速大幅降低时。不过,任何合作都存在着博弈关系,大家为了增进己方利益而斗智斗勇,总体无可非议。但如把己方利益算计到极点,就有可能损及对方利益,合作就将失败。且就提出合作的一方而言,并非所有的合作要求均能如愿,这时亦需摆正心态,不能一味地认为问题一定是出在对方。

  一、长三角区域发展新格局

  今长三角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至唐朝仍为同一省级行政区划。安徽于宋朝析出,沪苏浙至南宋仍为同一省级行政区划,至元明才逐渐分置。现江苏和浙江的行政区划大致始自清朝,上海1927年成为民国政府直辖的特别市。上海长期是苏南地区和环杭州湾区域的首位城市和经济社会中心,亦长期是交通中心。近10余年来长三角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发展水平趋同。1978年,如以上海人均GDP为1,江苏为0.173,浙江为0.133,安徽为0.198,按算术平均上海人均GDP是苏浙皖的7倍多。2016年如继续以上海为1,则江苏为0.839,浙江为0.735,安徽为0.344,按算术平均上海已仅苏浙皖的1.6倍。目前如考虑农村因素,可认为江苏和浙江发展水平仅略低于上海。

  万紫千红取代一花独放。原长三角16城市几乎已整体进入1万美元俱乐部, 2016年人均GDP除上海外的15城市,有9座城市跨越10万元,其余7座城市各有3座城市分别达到9万多元和8万多元,台州市人均GDP最低,但也达到6.4万元,按2016年平均汇率折算为9661美元。上海GDP占长三角四省市的比重,1978年为35.9%,2016年降至15.8%。

  结构差异逐渐增强。上海的制度变迁曾以国企的外资嫁接为主要途径,江苏以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为主;浙江的温台等地以个体私营企业发展为主,环杭州湾地区乡镇集体企业率先改制。长三角的产业同构曾广受垢病,殊不知这是发展起步时的正常状况,目前就细分行业而言已有较大差异。在三次产业中,上海服务业比重最高,浙江次之,江苏仅比浙江低1个百分点,安徽服务业比重最低。沪苏浙三地制造业结构层次,上海最高,江苏次之,浙江较低。

  全国重要地位再次有所上升。沪苏浙皖GDP合计占全国比重,1978年为21.9%,1994年降到最低点,仅19.2%。此后四省市GDP占比持续上升,至2003年达到23.6%。随后因沪苏浙建设用地供给受到严控,而中西部建设用地较多供给,导致企业大量向中西部投资,长三角GDP占全国比重2013年又回落至21.8%。此后因转型升级走在全国前列,四省市合计GDP占全国比重又开始上升,至2016年为22.5%,比2013年上升0.6个百分点。

  二、长三角区域合作新特点

  长三角区域合作历久弥新。清末民初直至新中国建立前夕,江浙的资本、商人和人口,其中尤其是浙江,大量进入上海,形成血浓于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浙沪间的合作一路走来,虽然不免磕磕碰碰,互有指责,但总的呈现为一种积极的合作博弈,不断促进区域间要素配置优化和相互利益的增进。

  浙江与上海合作的架构、机制及其激励因素,不断深化、细化和具体化。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广度、深度和强度不断提高,持续形成一个在总体上具有接近无限多层面的合作框架,包括政府间合作,政府与企事业单位间的合作,非盈利性机构主导的多层面合作,企业间合作等。而贯穿其中的,发挥着激励约束作用的是不断丰富的多层面利益机制,包括整体长远利益、区域发展利益、部门团体利益、企业私人利益等。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合作的主要轨迹是,从商品合作到技术经济层面的产业合作,从产业合作到资本层面的要素合作,从要素合作进一步到多层面的公共管理和服务合作。且其间始终有一条基础设施发展的合作主线。

  1、交通合作有力改变区域空间格局

  长三角已基本形成网络状的交通设施格局。1998年沪杭高速通车,只能说是缓解了两地交通状况。2008年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车,2009年舟山连岛工程通车,2010年沪杭高铁通车,2013年嘉绍大桥通车,以及其他一系列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的通车,浙江与上海的时空条件,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如果沪甬高铁得以开工建设,杭州湾以南的沿海地区与上海的交通条件将进一步有根本性改变。

  网络化交通导致每一个城市均具有中心效应,形成区域多边合作的有力支撑。在区域多中心化的条件下,中小城市的各项功能均得以极大提升。原本担心的高铁通车后对上海周边中小城市的不利影响并未显著,反而形成了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共同增强。这是因为在长三角高密度人口条件下,上海的大城市地位并不由于交通中心地位弱化而受不利影响,这几年的发展显示了上海的从中得益;上海周边城市并不因与上海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出现要素及商业机会旁落效应,这几年发展条件进一步有所优化。

  2、资本自由流动促进经济互相渗透

  资本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发展水平提高后,区域合作的最重要机制方式。上海以及江苏和浙江的中心城市无疑是长三角的资本高地,他们一方面引进高级要素,另一方面也输出资本,从而形成长三角资本的多元流动。

  上海是浙商的传统活动舞台。据说目前在上海活跃的浙商达60万人,占在外浙商的约1/10,同时也是若干浙江大企业的总部所在地。浙商积极向上海拓展,是为了占领市场高地,取得更有利其发展的高级要素、市场渠道和信息。同时相当部分在沪浙商开始回归乡里。2012—2016,上海市浙江商会全面超额完成年1000亿投资计划,而在未来5年,进一步提出返乡投资2000亿元设想。

  长三角有两个重要腹地,一个是苏北地区,另一个是安徽,均颇受浙商青睐。浙商在苏北的投资,2012年据说已达3500亿元,不过近几年未见相关报道。另据最近报道,苏商在浙投资总额超过200亿元,涵盖建筑房地产、文化影视、纺织服装、物流制造等多个行业。浙商在皖投资,10年前已达1000亿元,2013年底达1400亿元。我2016年在安徽调研,与长兴县毗邻的广德县的八成企业来自沪苏浙,其中浙江274家,占64%。2016 年 1至9 月,沪苏浙在安徽投资亿元以上项目 2671 个,实际到位资金3553亿元。

  3、社会发展领域深度合作成果渐现

  社会发展合作长期存在于长三角地区。上海是中国的社会发展高地,而相对于安徽,浙江的社会发展水平亦稍高,由此再加上这一领域的各种互补关系,形成了各地对于社会发展合作的巨大需求。

  最近若干年,浙江与上海,以及与江苏、安徽的社会合作有了较大进展。三省一市进一步增强科技合作,完善“长三角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等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积极推进 “创新券”在长三角区域内通用通兑,加快推进区域内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三省一市积极推进相邻区域公交线路的开通,继续做好社会保险转移接续工作,推动长三角异地就医省级结算平台互联互通,安徽广德已能在湖州指定医院刷卡就医,嘉兴的一些县市也能在上海指定医院刷卡就医。

  4、高层定期会商推动区域合作深化

  长三角地区的高层会商长期未曾有过中断。2007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建立了主要领导定期会商机制,形成了长三角区域合作的核心决策机制。从2009年起,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工作按照“三级运作、统分结合、务实高效”的区域合作机制推进。三级运作机制由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组成,进一步增强了区域合作的针对性、协调性和有效性。

  三、长三角合作博弈新思路

  区域合作具有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提升潜在生产力的积极作用。不过这样偏于狭隘,因为区域合作还将因大大方便城乡居民,提高居民幸福感,而这显然是一大块较难量化的收益。

  区域合作的实质是围绕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而展开的正和博弈。这里的关键是创新制度供给,积极优化提升区域治理水平,具体或可有四个方面的“着力”。着力创新体制机制,降低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交易成本;着力增强政府服务,造就有利于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环境氛围;着力优化政府监管,保障和促进市场充分竞争;着力实施政府间的双边及多边合作,促进公共与私人资源的高效配置和运营。

  1、积极促进和优化区域竞争

  竞争是区域经济关系的基本层面。处理区域间经济关系,首先就是积极保护各方产权关系,保护各方合法权益;不搞地方保护主义,依法处置违法事件;依法不干预、不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不实施有可能影响公正展开商业活动的各种补贴和歧视性政策。而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将形成区域间的充分竞争格局,夯实区域合作基础。

  积极有效的区域竞争将促进区域合作。保护和促进微观层面的充分竞争,如上所述本身即是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诉求,这时不需制订相互协议,即已有了共同的价值和行为准则,已经展开了无形的合作。同时过度竞争将导致双边或多边关系的白热化,从而导致效率损失,这时相关方面就将萌发合作需求,形成和增强合作基础。同时一些特定领域,如基础设施、流域管理、市场环境一致性建设等,各方在长期的发展当中,越来越认识到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具有较高效率。

  竞争与合作是市场经济格局下的区域经济关系常态。有分有合,分分合合,从而不断在更高的水平上优化区域经济关系。且区域竞争不同于企业竞争,目标是形成“没有输家的共赢”,或者说是形成一种“总和的共赢”。所以积极充分的市场竞争,将有利于促进合作,积极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则将进一步优化竞争。

  2、积极构建多重主体的区域合作联动架构

  区域合作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领域。这一领域具有多重主体,即政府、非盈利性机构、企业和个人。政府在促进区域合作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舵手,又是桨手,必须避免两手功能的混淆。非盈利性机构,是区域合作的局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必须避免以其自身利益影响公正性。企业及相应主体,是区域合作的微观主体,关键是诚信、依法,善于增进对方利益而与之形成长期的战略合作。个人作为微观主体,是区域合作的具体实施者和受益者。

  政府是建构多重主体的区域合作联动架构的关键。政府担负着推进区域合作的领导和组织职能,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积极制定相应规划、政策和协议,组织相应的督查、检查、考核和追责,积极推进发展环境建设,达到“曲率半径处处一致,摩擦系数点点较小——又圆又滑”的要求。

  确立正确的价值准则和行为方式非常重要。正确理解及尊重对方的利益诉求,并不能以自己的利益诉求,否定和贬损对方的利益诉求。正确理解对方的博弈行为,只要这种博弈行为是基于法律和基本的道德框架之内,就是无可非议的。应该清楚认识到,任何长期稳定的合作,均是建立在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而这也正是区域合作的长期激励。

  对于体量相差悬殊的合作弱势方而言,应该摈弃自恋、自卑和依赖对方等心态。因为任何一方均非理所当然地必须帮你,能无条件帮你的人只能是你自己。积极展现和销售自身的优势和强项,努力从增进对方利益的角度,挤入对方体系,也不妨请先委屈自己。

  区域合作必须发挥多层面主体的积极性。沪杭高速公路1998年通车以来,交接处一直有两个收费站。老沪杭铁路1909年通车后,也因交接处需旅客下车而致怨言,清政府半年后即解决这一问题。而沪杭高速公路虽有10多年前解放日报批评此事,却至今仍未解决。目前据我所知,浙江与江苏、河南与山东的高速公路交接处,均仅一个收费站,尽管这个收费站也能去掉。这里的症结是底层缺少合作思维和主动性,高层无暇关注和不以为然,以致在电子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时代,20年未能搞定如此小事。

  3、创新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

  ——创新规划合作的体制机制。其实质是区域开放,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合作关系。建立重大规划通报、协商和征求意见的机制,建立相关规划衔接共编机制。

  ——创新要素合作的体制机制。关键是注重长远利益,优势互补,敢于舍弃。确保资本、技术、人员的无障碍流动,积极创造较好保障条件;推进自然资源的最佳利用,建立优势互补及相应补偿机制,构建长期的、基于共同利益的友好合作关系。浙江曾在安徽地底下挖煤,在安徽土地上建起煤矿公司,上海把港口建在浙江土地上等,都是要素合作的典范。

  ——创新利益协调的体制机制。建立具体事项的基层自我沟通协调和处置机制,力争矛盾不上交不转移。正确对待边界纠纷和冲突,努力做到不护短及公正公平。妥善对待和处置利益受损方的自我救济。

  4、促进区域合作新热点的加快进展

  长三角区域合作博弈将有三大热点。一是知识生产及其传播应用的合作,包括科研、教育、人才等方面的全面合作。二是服务推进合作,包括公共服务及商业性服务等。三是城市发展合作,包括地铁、轻轨等城市基础设施合作,以及城乡结构体系优化,城市管理合作等。

  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消费景气时期,知识与服务的重要性凸现,城市则是知识与服务的重要载体。上海是长三角的知识与现代服务业高地,具有引领优势;江苏和浙江作为全球先进制造业高地,安徽作为长三角发展的腹地,均具有非常旺盛的知识和现代服务业的需求。供需之间互为因素,互为促进,互为相长,长三角四省市将再一次走在区域合作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然而必须看到,各方有自己的小九九也是区域合作的常态。因此,大家不妨在顾及对方利益的前提下,先打好自己的如意算盘,然后尽量多沟通、多协商,在开诚布公的交往中互相让步,互相支持,实现共赢。作为浙江来说,努力向上海靠拢学习,一定是长期利益之所在。

  (本文系长三角教育协作会议演讲稿)

责任编辑:杜珂 | 版面编辑:邱楠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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